■本刊記者　艾亞

　　在“第五屆全球PE北京論壇”期間,《國際融資》雜志記者采訪了中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會長邵秉仁先生。邵秉仁先生就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大背景下政府如何轉變角色，打破壟斷，如何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設計具體的改革方案時如何超越各部門利益，如何加快證券市場戰略投資人的進入，如何對IPO審批制進行改革等諸多業界關心的話題，發表了他的真知灼見

　　The reporter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Magazine interviewed Mr. Shao Bingren, the chairman of China Association of Private Equity in the 5th Beijing PE Forum. Mr. Shao Bingren talked about the hotspots of the new deep reform in China, such as how to chang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how to play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How to speed up strategic investors entering the stock market, how to reform the IPO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system and so on.

　　記者：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的核心觀點是強調了市場在配置資源當中要起決定性作用。您認為，要達到這一目標，實現這一根本性的轉變，需要做哪些切實的努力？解決哪些問題？

　　邵秉仁：要想使這句話變為現實，我覺得應該從三個方面做起。

　　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必須重新定位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不應該再去充當配置資源的角色。大家都知道，在此之前的市場經濟當中，政府基本上是唱主角的，在各種資源，包括要素資源、實體資源等的配置過程中，政府起著重要的作用。這必然造成市場的扭曲。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政府今后的角色定位就不應該配置資源，而應把精力放在保護市場環境的健康發展，這才是政府真正的職能。另外，政府也不應該充當直接投資的角色。對政府直接搞PE、VC的做法，我始終是反對的。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今后政府投資應該是投資公益事業，而那些在市場當中處于競爭地位的投資，不應該是政府去做引導，而應該靠市場去選擇。政府的投資公司只不過是透支政府信用的投資人，行政色彩濃厚、沒有任何活力。我認為，政府直接投資PE或者是VC的辦法必須加快改革，必須通過加快改制的辦法使政府的投資退出，吸引有經驗的投資人直接參與市場平等競爭。政府不要直接干預市場，必須改變“全能政府”定位；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向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方向過渡；凡是市場能夠解決的一律交由市場。把資源分配權最大限度地交由市場配置，包括土地、資金、價格等自然資源和要素資源都應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實現優化配置。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對市場的健康發展起著關鍵的作用。

　　第二個要解決的問題是必須打破壟斷，尤其是行政性壟斷，為各類經濟主體參與平等競爭創造條件。政府的職責主要應該是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要想創造公正競爭的環境，那就必須在市場主體中間形成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而要想形成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就必須打破壟斷，就必須改革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長期以來壟斷行業與政府聯手進行資源配置，結果把整個市場扭曲了，形成了我們現在這種主要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狀況。國有企業不計成本地盲目擴張，不僅加大了管理成本，也造成了資源浪費和產能過剩等問題。

　　第三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是各類市場主體要合格。應該說，現在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并不是合格的市場主體，更不是平等競爭的市場主體，因此，要深化國企改革，特別是壟斷行業的改革，發展所有制混合制經濟，為非公經濟創造廣闊的空間。三中全會要求重新界定國有企業的職能，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是，我們不是不要國有企業，但國有企業所起的作用絕不應是與民爭利，而是幫助政府補充市場的缺陷和不足。重新區分國企職能要區分不同的情況，凡是能夠競爭的環節應一律放開。這些年來，中央企業借助扁平化管理和收權，把基層企業子公司的人事權和財產管理權、投資權等主要權利全都歸入總部管理，結果造成企業龐大，而基層沒有任何活力。這是改革倒退的一個重要標志。如果不對這樣的企業進行改革，下一步還會出現類似剛剛發生的青島天然氣泄漏引起爆炸的問題，因為企業太龐大了，再嚴密的企業管理制度也必有疏漏之處。因此，我認為，凡是競爭的環節就必須讓它在市場中平等競爭。

　　這三個方面的問題解決了，才能夠真正讓市場起決定作用。

　　記者：改革方向很明確，關鍵是落實，但是改革難度太大了。您怎么看？能否發表一下您的見解？

　　邵秉仁：一個好的改革綱領不等于有一個好的結果。要想把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變為現實，就必須設定改革時間表，實實在在地推進改革。這次三中全會為改革設定了七年時間，到2020年將在主要的改革領域取得成果。改革時間表確定了，能不能實現？關鍵在于落實。這其中涉及到300多項改革，而且每一項改革都是牽一發動全身，都很不容易。我認為，這些改革的具體方案絕不能讓各部門去設計；比如說，如果真讓國資委去設計國有企業改革方案，那就完了！因為國資委已經成了國有企業的代言人了，而他們的利益完全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我認為，改革領導小組是一個上層領導機構，同時也是最后一個決策機構，在它下面必須有一群實實在在的人員和機構替它設計改革方案，這些人的構成必須是站在國家命運和民族前途的戰略高度、能夠超越各部門利益之上的一批精英。像過去的體改委就有這方面的經驗，它可以吸收各部門的人來搞每項具體改革方案設計，對最后方案有決定權，而后再提交改革領導小組。我認為，這個改革領導小組只能中央管，因為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改革，政治體制、經濟、生態環境、文化等等，國務院管不了這個事。國務院各部門積極參加，但只能在改革領導小組的下設機構協調之下進行參與。如果這件事不落實，改革將等于一句空話。改革領導小組都是由領導同志構成，行使最后的決策權，但它不是實際操作者。實際操作者的作用是非常關鍵的，值得警惕的是，如果這個實際操作者落在了各部門，難免有的部門借改革之機兜售其奸，甚至上升到法律層面，而這才是最要命的事情。

　　記者：2014年1月將重啟IPO，這對VC、PE來講，雖說是重大利好，但是受重新開閘的沖擊，VC、PE此時退出的話，市值也不會太高吧。您認為，怎樣才能保證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

　　邵秉仁：三中全會為私募基金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這是毫無疑義的；應該說，對VC、PE的發展是一個重大利好。這里面涉及到允許民間資本設立中小銀行，重啟IPO等。但是，要注意到這樣的問題：重啟IPO，這是必須的，一個股票市場長期不發新股，那可是太不健康了，但是，在股市處于相對低迷且大量中小投資人被套牢的情況下，重啟IPO對市場來講，無疑又是一個沖擊。這時候的股票市值不會很高，VC、PE如果想在這時退出的話，是很難有更好的盈利的。重啟IPO，對投資人來講，其實是一把雙刃劍。我認為，要想讓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就必須加快戰略投資人的進入，包括像社保基金、保險（放心保）基金、商業銀行等機構投資者等。只有進一步放寬機構投資者的進入門檻，才能使目前較為單一的股權投資基金變得來源更廣泛、層次更多元。拓展金融機構如銀行的職能，這也是金融改革下一步要解決的問題。如果銀行只做存貸，利率是國家規定的，把網點布好了，招一些員工收錢放貸，這樣的銀行行長誰都能當。當中國實體經濟大量萎縮甚至破產的情況下，銀行卻在賺錢，這不是奇怪嗎？這就是我們這種怪體制造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重啟IPO應該是一個利好消息，但關鍵是VC、PE們要審慎把握退出的時機，需要退出就退出，不需要退出就等一段時間，VC、PE投資本身就是一個中長期的價值投資，美國投資人通常是在五至七年才退出。我們發展PE至今不過十幾年的時間，要引導大家選擇在合適的時機退出，而不必操之過急。

　　記者：對于IPO審批制改革的看法，贊成的、反對的聲音都有，對此，您怎么看？

　　邵秉仁：證券市場過去之所以一會兒高泡沫、一會兒長期低迷，主要責任在于政府對證券市場的直接插手。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證券市場就不可能健康持續發展。一個本來可以靠市場就能夠決定的事情，非得通過政府的行政審批，靠什么發行審核委員會審核，結果怎么樣？進了發審委的那些人都等于進了“發財委”，這其中的貓膩大了。據我了解，通過關系找發審委走后門的企業很多。所以說，政府插手經濟就必然扭曲市場，道理就在這兒。行政審批制改革，今后由市場去決定，由投資人自擔風險，這是好事。

　　記者：現在對VC、PE的監管已由多頭監管變為一家監管，對此，您有何監管方面的建議？

　　邵秉仁：現在中編辦已經定了，由證監會作為VC、PE的監管機構，解決了多頭監管問題，發改委終于不跟著瞎攙和了，這是好事。但是，有一個問題是必須引起注意的，如果證監會監管VC、PE依舊沿用過去發改委的那個注冊登記制監管辦法，那就是對VC、PE的又一次嚴重的行政干擾。過去發改委規定，募集資金規模在五億元以上的VC、PE就可以注冊，能在發改委注冊登記的自然就感覺成了大佬，把政府的信用完全套進去了。老實說，VC、PE的投資實際上是私人湊的錢委托了一家基金管理公司進行管理，類似委托理財一樣，它的風險自己承擔，那么，由政府部門批準注冊登記，政府承擔風險嗎？回答是政府肯定不承擔風險，卻給政府官員參與腐敗提供了機會。如果證監會再把發改委這套東西，特別是行政審批引進來，人為地設置私募股權基金的門檻的話，那就與三中全會《決定》完全相違背了。股權投資基金的發展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政府對它的監管應更多地尊重市場規律。我希望對VC、PE的監管，應借鑒國際經驗、加強行業自律；因為行業本身就有天然的自律性，不需要政府過多干預，更不需要政府的行政審批，VC、PE只要依法工商注冊登記就可以。我希望，證監會對PE監管千萬不要重犯過去對公募基金監管的錯誤。同時我也建議，對證監會所屬的協會，應按照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實行嚴格的政社分開。協會就是一個民間自發的社團組織，如果認為有證監會的背景，就要求所有PE必須參加培訓，否則就不發給從業資格證書，這不是瞎扯嗎？

　　記者：有人擔心會出現全民PE熱，會出現非法集資？您怎么看？

　　邵秉仁：會不會出現全民PE熱？我認為，那是市場發展的一個正常過程，要靠市場去優勝劣汰，沒必要靠政府去規范誰具備投資資格，誰不具備。中國股民誰具備投資資格了？你分得清嗎？根本分不清，政府少干預這些事，由市場去優勝劣汰，它就自然而然發展得健康了。

　　至于說是不是會出現非法集資？沒有VC、PE的時候也有非法集資。非法集資和私募股權投資完全是兩個概念，不要把非法集資套到VC、PE發展的問題上來。誰非法集資誰違法，由法律去解決。

　　我相信，隨著各方共同努力，我國股權投資基金行業一定會走上更加健康的快速發展之路。（攝影 王南海）

　　邵秉仁素描

　　邵秉仁，現任中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會長。

　　曾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黨組成員、副主任，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黨組副書記、副主席，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

　　30年來，他始終站在中國改革的前沿，從20世紀80年代在東北農村基層搞改革，到20世紀90年代至2003年調任國家體改委從事改革工作，他親歷了中國改革的全過程。直到今天，已退居二線的他，依舊執著地通過非盈利性社會團體法人機構——中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這一平臺，為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健康發展獻計獻策。

　　他是中國經濟幾次重要改革階段的方案策劃與設計者，也是改革開放的重要實施者。他主持或參與了中共十四大以來中國許多重大經濟改革方案的設計。對所有制結構調整、產業經濟、國民經濟市場化、農業、農村發展與城鎮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壟斷行業改革以及電力改革等重大理論問題，都有深入系統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