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元

　　被視為世界經濟發展新希望的金磚國家，在發達國家漸漸從危機深淵中爬出來的時候，卻陷入了低增長、高通脹的困擾中，逐步蛻去了金磚的光環。2002年至2012年，金磚國家經濟平均增速超過10%，然而去年巴西、印度、俄羅斯、南非的經濟增長直線下落至0.9%、3.2%、3.4%和2.5%。今年一季度，除印度經濟略有回升之外，巴西增速僅0.6%，已處于停滯狀態；而俄羅斯為1.9%，為三年來的新低；南非則不到前幾年的一半。更糟的是，按世界經濟周期的歷史邏輯，這些國家經濟的“自由落體運動”似乎才剛開始。

　　在經濟增速大幅下滑的同時，物價卻在節節攀升。今年1月，印度、俄羅斯、巴西和南非的CPI分別為11.62%、7.1%、6.15%和5.47%，物價還在向通脹的深淵滑行，呈現出典型的“滯脹”跡象。印度6月CPI達9.87%，俄羅斯為7.1%。出于對金磚國家經濟前景的擔憂，國際資本紛紛撤離，盡管這些國家央行大規模干預外匯市場，試圖扭轉本幣急速下滑的態勢，但在國際資本瘋狂的逃逸之下，本幣還是急劇貶值。巴西貨幣雷亞爾兌美元的匯率創下了四年以來的最低點，今年以來盧布相對美元貶值幅度達10%以上，刷新了近年來最大跌幅。與匯率暴跌如影隨形的是股市的急挫。今年上半年，巴西股票指數跌幅22.14%，俄羅斯跌幅16.46%，中國上證指數跌幅為12.07%，印度股指跌幅為0.16%，而前三個國家的股指為全球股市倒數三甲。

　　面對通脹高企，資本外逃，本幣暴跌，金磚國家央行不得不提高利率。今年以來巴西央行已三次加息，累計150個基點至8.5%。印度央行則在一年內先三次降息，終于抵制不住盧比下跌，又不得不于7月15日加息200個基點至10.25%。而俄羅斯央行早在去年9月就已將再融資利率從8%上調至8.25%。然而，在經濟低迷時提高利率又會給低迷的經濟雪上加霜。從歷史上看，通過提高利率來遏制資本外逃，防止本幣過分貶值的做法，成功的可能性極小。近40年來，只有1998年澳大利亞僥幸獲得成功，其他國家均因此帶來了嚴重的經濟低迷。如1982年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2002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和阿根廷金融危機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給這些國家經濟救援的條件之一就是提高利率，這些措施無一不給受援國造成了嚴重的經濟衰退。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的話說，這些措施的后果是用更嚴重的經濟衰退代替了不太嚴重的經濟衰退。

　　在一片凜冽的蕭瑟秋風中，作為金磚國家龍頭，中國能否獨立寒秋，是國際資本最感興趣的事。近日，因擔憂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流動性緊縮、房地產泡沫破滅、影子銀行風險積累，諸多矛盾集聚將引發中國經濟的核聚變，高盛下調了亞洲除日本股市外的預期。對此，我們應該冷靜對待。中國經濟增速雖然有所下降，但外匯儲備還在增加，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對國際資本仍具有較強的誘惑力；通脹率較低，存款準備金比率接近歷史最高水平，政府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高，這些有利因素給中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預留了足夠的空間。但我們也該清楚地看到：中國經濟結構性沉疴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治愈，增長模式轉變是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房地產價格高企的風險還在積累；影子銀行業務關系鏈條復雜，透明度不高，監管有效性不夠。而影子銀行涉及房地產市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及地方債務等幾個最重要的高風險部門，是這些風險源的中心。對此，我們不能不高度警覺。高盛及國際上其他金融大鱷看空中國的依據也正源于此。

　　另外，從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之所以依然表現卓爾不凡，還有很重要一個原因是金融自由化程度較低。而我們正在逐步提高金融自由化的程度。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征程已從7月20日開始。作為市場經濟的第一要素，資金價格的市場化是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前提與基礎，因此存款利率市場化是遲早的事。一旦中國全面實行了利率市場化，政府必將著力推動匯率的市場化，放開資本管制是繞不過的坎。從歐、美、日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金融自由化的邏輯看，無不經歷了從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到資本自由流動的過程（當然并不是絕對的、無管制的流動）。從中長期目標看，中國政府已將人民幣國際化列為金融發展的戰略目標，而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也就是實行金融的自由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金融自由、經濟增長、金融風險的國際傳遞相伴相生。因此，如果我們能有序地解決好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平緩房地產泡沫，妥善處理影子銀行問題，把握好金融自由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中國經濟就能一如既往破浪前行。那樣的話，國際預言家的“警世圣言”就會再次落空。

　　（作者系上海大治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金融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