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頌

　　“我沒跟這家公司打過交道，更別提做生意。”企業主陳成(化名)拿著一張購銷合同對記者說。合同上，陳的企業作為甲方，向乙方“采購”了幾百萬的材料。

　　盡管合同有問題，陳成還是憑此向銀行“貸款”支付給乙方。而這一切，他表示都出自放貸銀行的安排。

　　去年“華鼎擔保案”爆發，有企業接受了銀行“轉貸”，即通過前述手法，銀行新批一筆流動資金貸款以填補華鼎留下的資金問題，暫時擱置爭議。隨著記者調查的展開，越來越多企業主愿意出示轉貸的文本，他們認為銀行轉貸存在一定的模糊操作。據企業主自發統計，廣東地區轉貸金額高達10億，期限普遍為一年。年中這批貸款將陸續到期，對轉貸的定性決定了債務歸屬。

　　兩種“轉貸”手法

　　2006年開始，廣州金融圈“名人”陳奕標利用華鼎、創富、中擔三家擔保公司，以協助企業從銀行貸款為名，誘使企業虛報貸款金額，并截走資金用于“理財”；2010年末事發，據陳本人的供述，留下資金爛帳高達19億。

　　但不到一年里，官方公布的涉案金額就縮減到9億，原因之一是有些企業主接受了銀行“轉貸”，暫時補了窟窿。

　　據企業主反映梳理，銀行轉貸手法主要分兩種：

　　其一是“過橋”：先由第三方把資金打入企業舊貸款賬號，把壞賬還了；銀行再以新批貸款的名義，配合虛假合同，通過“受托支付”把款打給第三方。此法適用于原貸款出現逾期的企業主，因逾期后銀行無法對其發放新貸款，需過橋方墊付。

　　據企業主劉偉(化名)講述，去年某銀行新任支行長一直催他“轉貸”，但要企業自己找過橋。“我堅決不干，大不了企業破產。這關系到貸款的定性。如果我找人過橋，變成是主動歸還貸款，以后就沒法談判了。”

　　企業主陳成較為配合，自己找過橋資金，但沒找到。“哪有那么容易？我找了很多公司，跟我有長期合作的，人家都不敢給我過橋，聽到華鼎都躲著走。”

　　后來陳成在銀行安排下，見了一名陌生的深圳企業家。對方拿出一份“購銷合同”，他蓋了章，還向對方支付了1.8萬元“手續費”和“資金占用費”。幾天后，他發現華鼎那筆債務已“還清”，之后一個下午，他的賬戶進了700萬，兩小時內資金又被轉走，進了深圳某貿易公司。

　　“銀行提前把貸款合同都做好了，再給我找過橋資金。我上交了財務章，出納也守在銀行配合他們轉貸。”

　　若舊賬尚未逾期，銀行可用第二種做法，不必在合同上做文章。

　　企業主洪波在銀行授意下，提交了真實的購銷合同，內容是向其上游企業采購500多萬元的電纜——按正常程序，銀行應把新批貸款直接打給其上游企業，但這樣無法歸還舊賬。

　　“當天晚上7點多我接到短信通知，有500多萬打到賬上，接著被全額取現，又以現金方式存入華鼎那個貸款賬戶。”洪波說，他曾交給銀行幾張空白支票，取現時點又是下班時間，他認為顯然只有銀行內部能操作。

　　因上游企業未收到貨款，合同隨之作廢。在銀行賬上，洪波名下放了一筆500多萬的貸款；但在洪波看來，該款項從未下放，“憑這點我就可以告銀行”。

　　違規一說未能得到銀行的回應。記者向涉事銀行辦公室求證，相關人員均表示“不了解情況”，且因涉及刑事案件，司法結果出臺前不便答復。

　　借新還舊還是違規放貸？

　　企業主認為轉貸涉嫌違規；而另一說法是，銀行只不過以“重組貸款”的方式幫企業借新還舊。

　　根據銀監會2007年印發的《貸款風險分類指引》定義，重組貸款是指“由于借款人財務狀況惡化，或無力還款而對借款合同還款條款作出調整的貸款”，同時規定，“需要重組的貸款應至少歸為次級類”。

　　一名國有大行對公業務主管表示，銀監會對重組的操作流程未作詳細規定，各省可能會出臺指引。“重組就是‘死馬當活馬醫’，給企業展期，或者讓他另找資金過橋。我們手里案例極少，更沒給中小企業辦過。”

　　他表示，貸款重組有兩大特征：其一，重組前后的貸款是同一筆貸款，或者新舊兩筆貸款有明顯接續、關聯關系；其二，重組后的貸款一定會劃入不良，貸款人在征信系統留下“污點”。

　　記者采訪發現，轉貸與此不符。

　　企業主洪波(化名)向記者出示了轉貸的全套文本，包括《小企業借款合同》、《保證擔保合同》以及《購銷合同》。從條款看，這完全是一筆新貸款，未提到華鼎事件留下的壞賬，因此不存在“重組前后的關聯性”。

　　多名企業主證實，轉貸后，新貸款是按“正常類”來管理，不符合銀監會“重組貸款至少歸入次級類”的規定。“接受轉貸就是為了保住征信記錄，不影響其他貸款，維護企業運營。如果還劃成不良，誰愿意配合銀行？”

　　舊賬未了，就向沒有還款動機的企業發放新貸款，甚至找資金、造合同來“過橋”，銀行此舉顯然不能理解為貸款重組。

　　華鼎高管未出庭

　　銀行轉貸尚未進入法庭視野，當前檢方對企業主的起訴，亦可作為轉貸定性的參照：如果企業不負主要責任，則不必承擔爛帳(或僅承擔部分)，轉貸后的新貸款亦不應算作企業債務。但庭審似已陷入僵局，結果遙遙無期。

　　本月15日、24日，越秀區人民法院擬分別提審創富、華鼎公司高管。但等后被告知庭審延緩。“法院說，原因是被告方的訴訟代理人不能到庭。”一名企業主發來短信。

　　自從今年3月華鼎案首宗刑訴開庭，事件逐步變為企業主的“獨角戲”。企業主法律顧問、國信信揚律師事務所律師謝學鋒稱庭審存有三大疑問：

　　首先，檢方以“騙取貸款罪”起訴企業主，該罪量刑較輕，一般在無法證明被告犯罪動機時使用；同時，檢方在起訴狀中指企業主與華鼎高管是“伙同”關系，照此推理，則也應用“騙貸罪”起訴華鼎高管。。

　　若華鼎高管與企業主定罪不同，兩者是否仍算“伙同”？

　　再次，“騙取貸款罪”的要件包含受害人、犯罪后果。按照起訴書，受害人為銀行，但銀行既未報案、也不到庭。犯罪后果亦難統計，約10億的貸款通過轉貸“調整”，能否計入損失？

　　最后，檢方圈定近70家企業作為刑訴對象，但涉事企業達數百家，對其他企業應如何處理？

　　“開始以為這事可以很快解決，現在看來很難。過兩個月貸款到期了，搞不好要再做一次轉貸。”洪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