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在推動經濟轉型，把改革的紅利、內需的潛力、創新的活力疊加起來，形成新動力，并且使質量和效益、就業和收入、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有新提升，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兩會期間的中外記者見面會上如是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研究員 張立群

　　3月17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兩會記者會上首次提出“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概念。隨后在江蘇、上海考察調研時，李克強指出要用開放促進改革，要以勇氣和智慧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4月17日，李克強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在分析一季度經濟形勢、研究部署下一階段工作時再次強調，要用更大氣力釋放改革紅利，努力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可以說，面對我國經濟進入重大轉型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為客觀大勢的現實，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已成為新一屆政府的重要經濟方略。

　　我國經濟進入重大轉型期

　　隨著市場供求關系變化和要素成本水平提高，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在中長期下降趨勢明顯，經濟已進入重大轉型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為客觀大勢。

　　首先，供求關系發生明顯變化。從外貿出口市場來看，我國持續擴大出口難度加大，出口市場的供求關系由供不應求轉變為供大于求。從消費看，國內住行為主的消費升級遇到障礙，房地產市場增長速率和轎車進入家庭步伐將階段性放慢，汽車和房地產市場需求增速降低，對相關產業的帶動作用減弱。

　　此外，受城市發展空間、地下設施配套能力、地方政府資金能力的限制，預計以城鎮建設為主的地方投資擴張能力將減弱；隨著房地產汽車產業發展減速、出口增長減速，企業和產業投資活動也開始降溫。這些都將導致投資增速階段性下降。

　　綜合以上情況，出口、消費、投資等三大需求增速都出現了階段性降低，國內外市場由供不應求變為供大于求，支持企業低水平數量擴張和大量豐厚利潤的市場條件不復存在。

　　其次，要素成本水平明顯提高。2002年至2011年，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貨幣工資由12373元/年增加到41799元/年，增長了237%；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指數上漲了70%，建筑安裝工程價格指數上漲了52%，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上漲了35.8%。勞動力、土地、資金、資源等生產要素價格持續上漲，企業生產成本大幅提高，支持企業低成本擴張的要素低價格條件不復存在。

　　市場需求增速下降，必然使企業訂單增速下降；而供求關系改變和市場競爭加劇，必然迫使企業提高市場競爭力。因此，企業和整體經濟低水平數量擴張的發展模式必將改變。要素成本的明顯提高，粗放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發展模式成本方面的壓力日益加大，必然迫使企業越來越注意節約人力和各類物質資源的投入。

　　這一切，意味著我國發展環境和發展條件已經發生重大變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成為不可逆轉的客觀趨勢，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刻不容緩。

　　要更充分地發揮市場作用

　　為應對市場條件、成本條件的深刻變化，必須更充分地發揮市場競爭的作用。通過競爭實現企業和生產能力的優勝劣汰，在不斷地新陳代謝中，由市場選擇企業，決定產能水平和結構，通過競爭促進技術進步和創新，促進企業素質和競爭力提高。

　　與供不應求的市場和低水平的快速規模擴張相比，中國經濟升級要求體制機制必須更完善。未來要通過體制機制的完善，促進企業為主體、利潤為主導、產品和服務性價比為評價標準的市場競爭活動，擴大市場競爭范圍。要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推進各類要素資源的自由流動。取消行政審批、特許經營等各類顯性或者隱性的市場準入壁壘，打開長期存在的“玻璃門”“彈簧門”。進一步推進壟斷性行業改革，進一步降低這些行業的準入門檻。

　　要嚴格執行破產退出制度，對資不抵債的企業，無法適應市場競爭要求的企業，要及早破產退出。切實改變以保破產企業的方式保產值規模、保就業、保穩定的思維定式。盡快轉向保基本民生、保基本生活、保義務教育、公共衛生、保障房等方向上來。要著力規范市場競爭秩序，以建立完善法律法規體系為主線，不斷提高市場活動的透明度，提高信用記錄的完整性、真實性，努力實現責任明確，競爭公平，行為有序。

　　面對競爭的市場環境和不斷提高的成本，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重點已從增強經濟活力轉向加強經濟行為的責任約束，這是適應市場競爭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趨于成熟定型的重要標志。

　　要建設高效、透明、服務型政府

　　從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看，市場作用發揮的程度、經濟體制完善的程度，取決于政府職能轉變和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程度。應對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建設高效、透明、服務型政府的任務十分重大和緊迫。

　　中國經濟要升級，必須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政府應從直接組織資源配置，抓招商引資和項目建設，轉向負責社會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為居民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為企業維護透明、公正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環境，提供高效的執法維權服務。

　　政府考核指標體系應加快調整，要將教育、醫療、保障房、基本社保等公共服務指標放到主要考核位置，通過民主監督測評對政府工作形成有效約束。要注意結合公共服務的提供，加強享受公共服務人員的各類信息登記、管理工作，為社會管理奠定基礎。要圍繞政府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職責，合理劃分不同層級間政府的權責關系，推進政府間關系的合理化、制度化、規范化。基本公共服務應更多由中央政府承擔。

　　此外，政府還應該在國土空間布局長遠規劃、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發揮好主導作用。著眼長遠和整體，高質量地抓好城市產業布局和硬件設施打基礎的工作。

　　要啟動高品質的城鎮化進程

　　我國城鎮化相對滯后，已經制約了消費結構升級，制約了內需擴大的空間，也制約了人口和勞動力的轉移，制約了工業化、信息化發展的步伐。因此，在充分利用市場競爭條件深化改革、完善體制機制的同時，要加快啟動高品質城鎮化進程，解除城鎮化瓶頸制約，釋放內需和經濟發展空間，為我國經濟更高水平、更可持續、更小代價的發展創造必要條件。

　　我國到目前為止的城市建設和發展，基本處于自發、粗放和低水平擴張狀態，缺少系統性、科學性、長遠性。這些方面問題的累積正在越來越嚴重地限制著城鎮承載能力的提高，限制著住行為主的消費結構升級的步伐。因而，未來必須圍繞提高城鎮化質量，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積極引導城鎮化健康高品質發展。

　　國家要加快組織制定面向現代化遠景目標的國土空間布局規劃，打破行政區劃限制，科學安排城市和產業發展遠期布局方案。各級政府應嚴格按照規劃要求，著眼長遠、注重質量，“好”字當頭，適度超前地推進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地下管廊、排水、地鐵等地下基礎設施建設。

　　另外，要加快提高城鎮公共服務能力，擴大覆蓋范圍，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抓實抓好。在科學規劃指導下，著力提高城市發展的科學性、系統性和可持續性，加快提高城鎮對人口和產業的承載能力，解除對住行為主的消費結構升級，對工業化、信息化的瓶頸制約。(《半月談》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