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曉蕾

　　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給出了2013年7.5%的經濟增長指導性目標，而有24個省的增長指標在10%以上。這使今年的經濟增長再次出現不正常的預期差異。如果不正視這種差異，會像往常一樣造成很多困惑。看來，各級政府還需在將承擔的更艱巨發展目標上達成發展思路上的共識。

　　每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及的當年幾大經濟指標和政策指標總是一如既往地被高度關注。今年因為政府換屆，經濟指標如何制定就更惹眼。溫總理這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給出了2013年7.5%的經濟增長水平的指導性目標，而有24個省設置的增長指標在10%以上。這使今年的經濟增長再次出現不正常的預期差異。如果不正視這種增長率預期的差異，會像往常一樣造成很多困惑。

　　細看《政府工作報告》，第三部分實際上為這些理解指標以及相關預期提供了一條新思路。筆者認為，對于7.5%引導性增長與24個省市擬定的10%以上的增長指標在什么意義上是一致的，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支出結構優化與經濟結構調整，貨幣政策的通脹目標與增長目標等問題，需要更務實地討論并達成共識。假如繼續慣性地呈現引導性指標與各地指標兩層皮的狀態，繼續停留在危機思維下對財政、貨幣和其他政策的制定和推動，完全可能人為制造短期高增長形勢，但無疑會加劇結構性失衡，這對解決深層次的矛盾是很不利的。我們期待各方面能盡力尊重和把握經濟發展規律，使轉型和改革真正成為增長的動力。

　　《政府工作報告》對7.5%增長目標作了兩點解釋。第一點，國際經濟危機的不確定性。所以，不要對2013年國際貿易市場的恢復有過高期待，不要過高預期國際貿易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第二點，強調國內要素價格特別是勞動力價格變化，以及環境能源約束帶來潛在增長率變化的經濟規律。因而，7.5%的增長指標設定順應了經濟規律，同時也是在引導不追求過高經濟增長的更務實的增長理念。

　　筆者因此希望各地方領導人，改一改歷來凡遇到政府換屆的年份總要盡力拉動GDP增長的老思路，不妨比照溫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的做法，同樣對各地高增長指標做出更具體的解釋和說明。比如，增長動力來自哪些領域、比較優勢何在、增長的質量與效率體現在哪些方面等等。如果地方政府的高增長確是在新的經濟結構下的增長，是粗放式增長方式得到顯著改善的增長，是在充分發揮了各地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增長，那應該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增長，當然與溫總理報告引導的增長理念是一致的。如果能在這樣的基礎上實現比7.5%更高的增長率，那自然是非常可喜，非常值得鼓勵的。不然的話，若只是簡單地延續高投入產出比的投資為主的拉動模式，罔顧環境和能耗指標，繼續釋放過剩產能的增長，則增長水平越高，累積的結構性問題就越大，最終將錯過難得的戰略轉型發展機遇，更還可能埋下經濟危機的風險。

　　溫總理的報告對積極的財政政策也有新的解讀。2013年的財政政策仍然有赤字，甚至較去年增長4000億，達到1.2萬億。在更高的赤字下，仍然推動進一步減稅和擴大增值稅試點，保持了財政政策的“積極”特征。但是《政府工作報告》同時指出，在政府投資的減少的同時，與“硬”支出還在增加。這意味著“積極”財政政策不是那種應對危機的、以政府投資為特征的“積極”，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是財政支出的結構優化。比如財政預算繼續增加在民生、社保、醫保、教育方面的支出，這在讓百姓分享增長好處的同時，也為最終促成增長方式向消費為主轉型的經濟結構打下基礎，這是財政的“硬支出”，而不是軟指標。不過，財政減少直接投資，但還需明確有關新興產業研發和技術改革的支出也應成為財政支出的重點，這一點，對形成新的產業結構和催生新的經濟增長點至關重要。《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財政繼續“積極”支持中小企業結構性減稅和擴大增值稅，“積極”支持對于貢獻中國經濟60%以上的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和就業創造。財政還將“積極”支持環保和農業發展。再清楚不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積極”推動可持續增長，而不僅是短期的過高增長。

　　如果各地方財政預算采取與溫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一致的思路，減少政府投資，減少擠出效應，更多推動民間投資，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會進一步理順，政府職能將更快實現“積極”的轉變。如果《政府工作報告》對“積極”財政政策的詮釋能得到全面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就能引導相關體制的改革進而釋放增長的紅利，那2013年的增長指標就會被更有質量地實現。

　　《政府工作報告》對貨幣政策的闡述也明顯脫離了危機思路。依據《政府工作報告》的指導性目標，2013年7.5%至8%的GDP增長，3.5%的通脹，則GDP平減指數可粗略估計為4%，那全年13%的M2的增長基本與2013年最高12%的名義GDP增長匹配，貨幣政策的“穩健”特征突出。而且央行表示今年要把控制通脹放在重要地位。2月超過6000億的外匯占款顯示資本流入在加速。國際油價已開始在100美元上下波動化，全球量化寬松政策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已經顯現。在購進價格對PPI的傳導下，PPI轉負為正指日可待。如果美國沒有提前撤除量化寬松政策，今年輸入性通脹壓力將重現2010和2011年的故事。央行有必要在資本流入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與保持經濟增長的正常的貨幣需求的節奏上著力調整，使貨幣政策“穩健”地為經濟的平穩運行護航。

　　依靠貨幣發行拉動經濟增長的思路顯然對控制通脹不利。為此，各地的經濟運行一定要關注宏觀政策的整體目標。各地經濟指標的實現應更多引導民間資金的投資而不是靠賣地或銀行信貸，讓市場來配置資源，民間資金選擇投資的效率會更高。以這樣的投資和資源配置，才有望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把通脹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之下的雙重目標。

　　看來，各級政府還需在將承擔的更艱巨發展目標上達成發展思路上的共識。(作者系銀河證券首席總裁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