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周期與政治周期相疊加，對中國未來發展意見重大，中共新領導人政策選擇備受關注。

　　與十六大及十七大時期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常委執政歷史背景不同，此時中國轉型期矛盾積聚，社會沖突隨時可能爆發。與此相伴的是，中國增長模式遇到挑戰，要素供給面臨瓶頸，被迫進行結構調整與增長模式轉型。經濟轉型是經濟資源重新配置過程，將改變政府主導經濟的模式，也意味著利益格局面臨重新調整，這個過程勢必遭到官僚階層和利益集團的阻礙，同時也會受制于經濟發展慣性的掣肘。

　　新十年經濟與政治矛盾交互影響，考驗新一代領導人政治智慧與執政能力。毫無疑問，中共新領導集體更具民主意識和危機感，政治理想將與社會現實更好結合，其將順應民意選擇改革道路，尊重人民權利，在實現經濟決策民主化基礎上，進行政治民主化改革。

　　從實用主義角度看，面對復雜社會矛盾，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需從解決經濟難題入手，致力于改善民生，以減少社會不滿情緒，讓人民享受應有權利。

　　中央政治局常委上任伊始即需面對五大經濟問題。

　　一，如何協調短期增長與長期調整關系。

　　中國政府判斷經濟企穩的重要依據是9月經濟數據發生變化，其中兩個顯著特征是出口大幅增長，同時固定資產投資恢復。因為出口和投資向好，導致工業企業利潤恢復正增長，帶動企業補充庫存。

　　出口和投資，正是中國經濟長期保持高速增長的兩大動力。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貿易總量下降，這讓中國依靠出口并由此帶動投資的增長模式受到打擊，在世界經濟“再平衡”過程中，中國經濟也被動開始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型。

　　調整和轉型的核心就是減少對出口和投資的依賴，通過擴大消費來帶動增長，這種調整使中國經濟事實上進入一個長周期調整過程，并使總量增速下降到中速區間。這種調整在初期必然導致經濟下滑速度過快，前7月中國經濟下滑超出市場預期，中國政府又再拾鼓勵出口和加大政府投資的刺激手段，并最終促成宏觀經濟在9月觸底企穩。

　　經濟企穩過程實際也是中國在短期增長與長期調整之間尋求平衡點的過程，最終短期增長占了上風，而經濟企穩的結果很可能延緩結構調整時間。

　　依靠投資拉動增長既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也是政府慣用的經濟管理手段。在中央政府放松投資管制后，地方政府即出臺數十萬億投資計劃，這反映出地方政府GDP崇拜，也表明地方政府期望在增長中獲取更多利益。在管制經濟條件下，投資實際是行政手段配置資源，這也為官員提供了最好的尋租機會。

　　因此，如何平衡短期刺激與長期調整的關系，不僅是宏觀政策選擇問題，更體現著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

　　中央政治局常委就任后，要再次面對短期與長期政策平衡問題。好在中國應對本輪經濟下滑時采用了相對克制的刺激政策，中央政府投資政策相對保守，貨幣政策謹慎寬松，這讓新領導集體有空間堅持結構調整路線。

　　前期增長過程積累矛盾過多，在一個較低起點上再次啟動新一輪增長，更符合政治大局需要。因此，新領導人更愿意在維持一定經濟增速條件下，堅持結構調整，以化解泡沫經濟帶來的重重矛盾。當然，考慮到目前物價總水平特別是房價已經居高不下，通貨膨脹具有政治破壞力，即便新領導人想尋求短期增長目標也不敢輕易放松貨幣供給。

　　二，怎樣刺激消費。

　　再次刺激出口和投資是因為居民消費和民間投資啟動困難，特別是消費增長，既取決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也受制于居民對未來的預期，而這兩個條件在短時間內都無法得到改善。

　　經濟學認為消費是基于預算約束條件下，實現一生效用最大化的選擇。也就是說，居民選擇多消費還是多儲蓄，是對一生收入做出預期后進行的資金配置。如果后半生消費不多，那么居民就可以多選擇即期消費，反之則多儲蓄。

　　中國人注重儲蓄，源于傳統文化習慣，更出于對未來安全的考慮。由于養老制度滯后，醫療和教育改革失敗，導致居民不敢增加即期消費，而是希望通過儲蓄來滿足未來安全需要。在此消費觀念下，刺激消費政策難以落實。政府若想擴大消費比例，并由此推動經濟增長，就要改變居民未來預期，而這需要對社會保障制度再度進行改革。

　　另一個抑制一般性消費增長的重要原因是居民將大部分收入投入到住房上，若高房價繼續維持，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又增長緩慢，則消費增長注定無法實現。

　　提高居民收入并改變未來預期，涉及到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也涉及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改革，其本質上是對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若能突破，則不僅重建中國經濟增長路徑，更可改善民生，穩定中共政權基礎。消費問題看似簡單，其實牽一發而動全身。

　　三，能否啟動民間投資。

　　擴大內需不僅限于刺激居民消費，同時也要啟動民間投資。民間投資不僅創造增量需求，更可以為消費提供產品和服務。遺憾的是，不管政府是否承認“國進民退”，民間資本普遍缺乏實業投資興趣則是現實。由于民間資本只能在過度競爭性領域投資，實業投資回報率普遍偏低，同時政府管制力加強，民營經濟生存環境惡化，再加上泡沫經濟嚴重，投機盛行，因而民間資本對實業投資望而生畏。盡管國務院各部委上半年紛紛出臺“新36條”實施細則，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壟斷行業，但鑒于細則不細難以落實，同時對民間資本最具吸引力的競爭性壟斷行業管制并未放松，“新36條”落實結果仍很尷尬。

　　啟動民間投資同樣是利益格局的再調整，政府不僅要放權，更要讓利，同時更要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只有真正破除壟斷壁壘，才能讓民間投資恢復活力。

　　四，要公平還是要效率。

　　改變增長方式最終要落實到擴大消費和民間投資上，其本質是利益格局的再平衡，最終落實到政府、資本和勞動三者在國民收入蛋糕中的比例關系。“讓一部分先富起來”想法的積極意義是能夠把蛋糕做大，但實際結果是蛋糕做得很大，但政府和先富的人拿得太多，不僅絕對量多，而且比例也越來越大。

　　分配失衡導致社會矛盾沖突加劇，新領導人必須面對這一現實。政府在分配中拿得過多，不僅使增長紅利沒有惠及更多國民，更可能為權力腐敗提供制度和物質基礎。因而，如何重新確定政府、資本和勞動分配比例關系，成為能否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制度關鍵。政府需要轉型并自我約束，只有降低政府在分配中比例，民間分的蛋糕才能更多。同時要關注資本與勞動關系協調，如果政府過度強調最低工資要求，則可能抑制民間投資，進而減少就業崗位。改變分配現狀的辦法就是進行要素價格改革，只有通過市場配置資源，避免自然資源和資金等要素價格扭曲，才能促使資本更多雇傭勞動，從而提高勞動者收入。政府更要放松對勞工組織的規制，允許勞動者建立勞動同盟，以增強其工資集體談判能力。

　　政府降低在分配中比例的主要方式是減稅，同時要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避免國有資本與民爭利。壟斷部門改革牽扯政府和國有企業，改革難度不小，需要中共痛下決心。

　　五，城市化能否讓農民進城。

　　中國經濟增長伴隨著城市化進程，這與工業化與城市化同步發展理論相符合，但中國城市化道路出現扭曲，即城市規模擴張迅速，但農民進城人數增幅有限。美國三一學院教授文貫中曾經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城市化速度大大高于人口城市化速度。北京大學周其仁教授的判斷是，衡量城市化最好指標是“人口密度”，中國城市化結果是城市土地規模擴張，但人口密度卻在下降。

　　這表明中國城市化走了彎路，地方政府將城市化變成了土地城市化，即打著城市化口號，將農民土地收為“國有”，然后再將土地轉變為財政收入。城市無法大規模吸收外來人口，也與戶口政策限制有關，再加上土地財政催生了高房價，使得農民工沒有能力在城市購房并成為長久居民。

　　新領導人需對城市化模式進行反思，努力實現“人的城市化”。首先要解決農民土地所有權問題，以實現土地供應多元化；其次要放棄土地財政，改革住房制度，讓農民工居有所屋；再次要放松人口流動管制，讓人民享受遷徙自由；第四要發展服務業，為人的城市化創造就業基礎。

　　目前中國社會諸多矛盾沖突都與城市化有關，只有走上正確城市化道理，社會穩定才能實現。

　　中共新領導集體面臨問題繁雜，但關鍵是首先要邁過政府利益這道坎。

　　中國改革與發展貫穿這樣的邏輯鏈條：增長模式遇到挑戰——擴大內需——增加居民消費和民間投資——前者要增加可支配收入并改變未來預期，后者要政府放松管制、減少稅負——最終結論是，政府要減少在分配中所占比例，同時將管理型政府向公共產品提供型政府轉變，這意味著中國經濟轉型和社會危機化解事實上都要從政府改革入手。

　　無論是政府放權，還是政府讓利，乃至城市化路徑選擇，最終都要革掉政府的利益。

　　加快政治改革已經成為社會共識，從執政黨角度看，率先實行政府改革更具現實性。以政府改革作為政治改革起點，順應民意，讓國民看到政改曙光，同時可以抑制腐敗蔓延趨勢，為執政黨贏得自身修復時間，而經濟轉型客觀上也要求政府放權讓利，可以說，政府改革是政治經濟雙領域的客觀要求。

　　從政府改革到政黨改革，再到政治制度改革，這是中國新一輪漸進式改革的路徑選擇。確定政府邊界，約束公權力，是真正建立法制國家的開始。

　　*感謝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輯劉彬先生，本文系劉彬先生日前發表的文章的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