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央企改革

　　在上一輪的國企改革中，借助股份制、上市等步驟，國企實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從虧損大戶變成了如今的盈利大戶。但是，研究表明，國企的利潤很大程度上來自國企在土地、貸款、補貼等方面的優勢地位。如果剔除這些因素，很多國企將轉為虧損。下一輪的國企改革應著力解決三個問題：第一，國企必須退出房地產等競爭性領域；第二，必須落實“政企分開”。特別是，黨的組織部門應放棄對國企管理層的任命權，還權于董事會，取消國企領導的行政級別，逐步實現國企管理層的職業化和市場化；第三，遏制國企腐敗和高福利。中石化前董事長陳同海日均消費4萬元、中石化天價吊燈、中石化廣東茅臺事件，揭示了國企腐敗的觸目驚心。 2008年壟斷行業員工只占全國就業人群的8%，而工資卻占全國工資總額的50%。根據《南方周末》的調查，過去20個月時間里，太原這個中國最重要能源城市開工的“集資建房”，占到其保障房套數的60%以上，是太原2011年商品房銷售面積的2倍以上。這是一種嚴重的集體腐敗。遏制央企腐敗的出路在于央企去行政化、破除壟斷和完善公司治理機制。

　　6.以央企利潤彌補養老金欠賬

　　根據研究報告《化解國家資產負債中長期風險》的預測，到2013年，中國養老金的缺口將達到18 .3萬億元。在人口老齡化壓力增大的今天，如何彌補養老金欠賬，已成為現實的挑戰。幸運的是，中國央企的利潤和股權價值可以提供重要的資金來源。國家應利用目前央企良好的財務狀況，將央企利潤主要用于彌補養老金空帳，并逐步把央企股份減持變現投入到養老金。如此一來可以一箭雙雕：既解決了養老金來源，又實現了央企的逐步退出。

　　7.廢除IPO審批制

　　盡管出發點是為了保護投資者利益，但過去20年的實踐表明，IPO審批制不僅沒有發揮保護投資者的作用，而且導致了供求關系扭曲、尋租盛行、上市公司行為短期化等一系列痼疾，可謂證券市場亂象之源。吳敬璉先生批評中國股市還處在強盜貴族時代，這是很深刻的。上市本應是企業的基本融資權利，現在卻演化成了特權，扭曲了資源配置。要讓創業板成為中國的納斯達克，惟有廢除IPO審批制，還選擇權于市場，同時證監會必須回歸“抓壞人”的監管主業。

　　8.允許民營資本開辦銀行

　　中國仍然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市場，間接融資所占比重高達78％。金融體系是市場經濟的血液，其核心功能是優化資源配置。但由于目前銀行以國有資本為絕對主導且新設銀行審批困難，導致銀行業出現了“準壟斷”格局，以致于“利潤高得不好意思”（民生銀行行長語）、“銀行獲得利潤太容易了”（溫總理語）。可以說，金融體系功能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異化，成為實體經濟的沉重包袱。民生銀行、浙江泰隆銀行等民營銀行的表現證明，以風險為借口阻止民營資本開辦銀行是站不住腳的。國家應允許民營資本開辦銀行，既可促進銀行業的競爭，也可以實現銀行體系的多層次化，更好地為中小企業服務。

　　9.鼓勵居民境外投資

　　中國房價、股市等長期處于泡沫化狀態，重要原因在于貨幣超發和資本賬戶管制。大量資金需要尋求投資出路，但又只能局限于國內。這使得居民財富保值增值變的非常困難。與此同時，超過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只能購買美國國債等低收益資產，機會成本巨大。國家應放寬居民海外投資限制，可以一箭三雕：減緩國內的資產價格泡沫和金融風險積聚；實現居民財富的多樣化配置和有效保值；減少外匯儲備，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

　　10.知識產權保護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中國企業普遍處于學習和模仿的階段，較弱的知識產權保護在客觀上加快了中國企業的成長。但如今，創新和轉型已經成為中國企業的主要瓶頸，知識產權保護的不足嚴重削弱了企業從事研發和創新活動的激勵。保護知識產權，已不再是僅僅保護跨國公司的利益，而是要保護中國企業的創新之路。

　　11.地方政府退出經濟領域

　　由于GDP至上的發展思路，地方政府日益“公司化”，熱衷于招商引資，大搞基礎設施，甚至涉足PE等領域。地方政府過度涉足經濟活動，不僅破壞了市場公平競爭，也易誘發嚴重的腐敗行為。此外，也導致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不愿意嚴格執法，對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問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再有，地方政府的拆遷和征地，已經成為諸多群體性事件的源頭。中央亟需進行頂層設計，嚴格界定地方政府的權力邊界，防止地方政府公司化愈演愈烈。

　　12.財政民主化

　　近年來，在稅收收入快速增長的同時，土地財政現象日益突出。2010年土地出讓金收入高達2.9萬億。地方政府掌握了驚人的財務資源。在當前人大制衡虛化、地方財政不透明的背景下，地方財政存在極大的腐敗和浪費風險：三公經費、官員腐敗、形象工程問題日益突出。在缺乏制衡與透明度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收入永遠處于饑渴狀態，甚至在“四萬億”刺激計劃后出現了普遍的地方融資平臺債務風險。只有對財政支出實行徹底的陽光化，接受納稅人的監督，才是確保財政資源使用的正當性與高效率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