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賬戶開放過程，是一個逐漸放松資本管制，允許居民與非居民持有跨境資產及從事跨境資產交易，實現貨幣自由兌換的過程。資本賬戶開放的標準本身也在不斷放寬。由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這方面的研究最早最深入，其界定的資本賬戶開放標準基本得到各國的認可。在1996年之前，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匯兌安排與匯率限制年報》的定義標準，只要沒有“對資本交易施加支付約束”，就表示該國基本實現了資本賬戶開放1。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原先對成員國資本賬戶開放的單項認定，細分為11項2。如果一國開放信貸工具交易，且開放項目在6項以上，則可視為基本實現資本賬戶開放3。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資本賬戶開放標準進一步放寬4。可見，資本賬戶的開放并不是完全放任跨境資本的自由兌換與流動，而是一種有管理的資本兌換與流動。

　　一、國際經驗表明資本賬戶開放總體利大于弊

　　資本賬戶開放有利于經濟發展。根據比較優勢理論，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能提高資本效率，并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益。資本賬戶開放也能使資本在全球范圍分散風險，而不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資本賬戶開放還能促進對外貿易發展。而且，由于各國人口年齡結構不同，人口撫養比低的國家往往儲蓄率較高，資本賬戶開放能使這些國家將盈余的儲蓄資金貸給資金缺乏的國家，而待人口撫養比提高時不降低消費水平。盡管在實證方法、實證數據以及變量選擇等方面有所差異，但絕大部分實證結果表明，資本賬戶開放能顯著促進經濟增長。

　　相反，資本管制會扭曲市場行為，并且管制效果有限。資本管制實質是政府干預市場，是一種變相的金融保護主義，容易產生道德風險。管制的結果或者是國內金融市場競爭過度，或者是國際金融市場競爭不足，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資本管制常與固定匯率政策搭配，常常導致“輸入型”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資本管制也人為割裂國內、外資金流動，使資金使用效率低下，資金成本提高，資金市場風險增加。

　　美國、德國的經驗教訓表明，資本管制的效果有限。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由于越戰升級和實施“偉大社會計劃”（包括增加公共教育和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美國政府開支增加遠超過其收入增長，經常賬戶由盈余轉為赤字，大量資金由美國流向德國。為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美聯儲一方面緊縮貨幣，提高利率，導致國內利率高于《Q條例》5的存款利率上限，引發“金融脫媒”現象和金融創新浪潮；另一方面實施資本管制，導致美國銀行通過歐洲分行借入美元存款，刺激歐洲美元市場加速發展。聯邦德國則通過資本管制阻礙資本的大幅流入，但效果也不理想。據Koffergesch估計，1973年跨境非法實物交易和海外非法借貸分別達40億和70億德國馬克，合計占同期德國GDP的1.2%，高于其經常賬戶順差規模（同期經常賬戶順差/GDP比例約為1%）6。

　　資本管制可能在短期內約束資本流動，但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因經濟失衡帶來的資本流動。而且隨著金融市場發展，金融產品創新，市場之間、國別之間的限制不再嚴格，繞開管制的渠道越來越多。同樣，宏觀調控當局也可創新調控工具，來替代資本管制。上世紀80年代，歐洲國家采用三岔式方法7應對匯率波動，阻止外匯投機，效果明顯優于資本管制。

　　表1 資本賬戶開放與經濟增長的文獻綜述

　　數據來源：Hali J.Edison，Michael W.Klein，Luca Antonio Ricci，Torsten Slok（IMF staff paper，Vol 51，NO2，2004）

　　備注1：利用《匯兌安排與匯兌限制年報》，Quinn指標的取值分別為0（嚴格管制）、1（有數量或其他管制）、2（存在較重的資本交易稅）、3（較輕的資本交易稅）、4（無約束）。

　　備注2：Share指標計算方法是指本開放的時間占研究樣本時間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