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適當調低2012年經濟增速的預期目標，不僅是由于外需減弱和國內因素導致的周期性減速，而且是由于我國發展階段正在發生變化，潛在經濟增長率必然逐漸回落。這是“十二五”規劃綱要確定年均經濟增長7%的基本依據。導致發展階段變化和潛在經濟增長率回落的因素包括：全球需求和經濟格局的變化使外需對我國經濟增長拉動作用減弱，這不是短期現象，而將是長期的；國內過度依賴投資和重化工業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由于投資回報率下降、容易引發通脹和資產價格泡沫以及制造業產能過剩等問題，已經難以為繼，需要轉向更多地依靠消費和服務業帶動增長，必然使經濟增長率回落，這是發達國家歷史經驗已經證明了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工商業部門轉移是經濟高速增長的強大動力，表明這種轉移結束的“劉易斯拐點”（從勞動力過剩到短缺的轉折點）從全國看尚未到來，但東部發達地區近年來招工難和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說明，“劉易斯拐點”在我國可能經歷一個自東向西漸次出現的過程。由于東部發達地區在全國經濟中占大頭，如果“劉易斯拐點”先在東部出現，也會使我國經濟增長率逐漸回落。

　　第三，實踐證明，經濟潛在增長率和實際增長率不僅取決于新增勞動力數量、勞動生產率提高和國內外市場需求容量等基本要素，而且取決于能源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超過這種承載能力的過高速度，不僅會使增長不可持續，而且會損害當代人和后代人的福祉，與發展經濟的目的背道而馳。尤其是我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主要是依靠高物質消耗和高污染物排放的粗放型增長，這使高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隨著我國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推進，城鄉居民更加關注生活質量和健康安全，對潔凈的水、空氣和食品安全的要求更為迫切，越來越不能容忍以犧牲環境和生活質量為代價去換取高速度。

　　第四，對于國際和國內因素引起的經濟周期性減速，政府采取反周期的財政貨幣政策可以阻止經濟增速過度下滑，但是，對于上述多種因素造成的發展階段變化和潛在增長率回落，就不能期待通過政策刺激人為地拉高速度。那樣做，會導致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金融風險和結構惡化，為長期發展留下諸多隱患。這是國際經驗和我國歷史經驗反復證明了的。

　　（二）積極利用經濟形勢嚴峻的倒逼作用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我國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結構性矛盾。具體說就是：在需求結構上過于依賴投資和外需，在產業結構上過于依賴第二產業，在投入結構上過于依賴物質投入和外延擴張；同時還表現在城鄉、地區和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經濟增長和資源環境矛盾的加劇。多年來我們為解決這些問題雖然作了不少努力，并不斷取得進展，但從總體上看，“三不”的矛盾和問題仍很突出。其原因是復雜和多方面的，包括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人多地少、底子薄，人均資源占有水平很低，城鄉二元結構典型，地區發展很不平衡等基本國情，以及實行趕超戰略和時間壓縮型工業化路徑，又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加快階段等特點，都是這些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存在的客觀條件。除此之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存在急于求成和追求過高速度的發展思路；二是存在驅動而不是抑制粗放型增長的體制條件。這樣的發展思路和體制條件又相互強化。因此，當經濟處于周期上行時，我國比別的國家更容易發生政府和企業投資過度擴張，并引起周期性經濟過熱，導致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而經濟下行、需求緊縮，對經濟發展固然不利，但由于市場競爭加劇，優勝劣汰法則對結構調整的強大作用就顯現出來。現在正是充分利用市場需求緊縮的倒逼機制促進結構調整的有利時機，應當更加注重把穩增長和調結構、轉方式緊密結合起來，更加注重在轉變中謀發展。理論和實踐都證明，經濟發展不僅是經濟規模和總量擴大的過程，而且是經濟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過程。在經濟減速的情況下，調整優化結構，可以通過提高結構效益和發展質量抵消減速的負面影響，并為長期更高水平的發展創造條件。現在，我國經濟規模和總量已經很大，尤其是在全球需求緊縮、產能過剩和國內投資擴張受到市場容量不足、利潤率下降等因素約束的條件下，更應把重點放在提高發展質量和結構優化升級等內涵增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