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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航空運輸自由化持續發展
航空運輸自由化主要是指改革航空運輸的管理體制和方法,從政府對企業經營活動的詳盡管理過渡到更多地依靠市場力量予以調節,給予企業更多的經營權利和靈活 性。它有緊密聯系的兩方面內涵:一是國內航空運輸的自由化,即“放松管制”;二是國際航空運輸的自由化,即“天空開放”。
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各國政府對航空運輸業實行嚴格管制的政策。70年代后期,美國率先改變嚴格管制的政策,在市場進入與退出、價格制定、航線資源 分配等方面按市場化原則進行管理,企業經營活動基本不受限制。美國的做法,后來紛紛被其它國家仿效。到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已實行放松對航空運輸經 濟性管制的政策。與此同時,世界各國在航空運輸所涉及的安全、環境保護、應急救援等領域加大了政府管制的力度,從而使社會公共利益得到切實維護。
美國政府在推行國內放松管制的同時,致力于將自由化做法推向國際。1992年,美國提出了“天空開放”的概念,即在雙邊航空運輸協定中,允許雙方充分的市 場準入。在美國、歐洲以及其它一些國家的大力推行下,國際航空運輸自由化逐漸成為世界性潮流。截至2007年,全球締結了136份“天空開放”協定,涉及 91個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積極推行“天空開放”的國家大致包括三類:第一類是相對具有很強民航業的國家,如美國和歐盟國家。他們憑借自己的實力把國內的一套推向 國際,力促其他國家向其開放航空市場,進而對外擴張,取得并保持航空運輸霸主地位;第二類是本國航空資源短缺或航空市場很小,但空運企業有一定實力的小 國,比如新加坡、荷蘭,開放天空不但于其無損,反而可以借助航空資源重新配置、航空市場重新分割的良機,走出去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第三類是出于本國經濟 發展的需要,如以旅游業為經濟支柱的國家,泰國、墨西哥、智利、阿聯酋等均屬此類。
目前,美國和歐盟將“天空開放”確立為一項基本的對外經濟貿易政策,在國際經濟政治交往中將其納入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國家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戰略對話,其實質目的是更多地獲取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航空運輸上下游產業利益。
(三)全球性航空戰略聯盟占據市場主體地位
航空聯盟由來已久,最早由美國國內市場的干線航空公司與支線航空公司之間合作提供聯合中轉服務而產生。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航空聯盟蓬勃發展。 1997年,加拿大航、漢莎航、北歐航、泰國國際航以及美聯航共同創立全球第一家戰略性聯盟——星空聯盟(Star Alliance),標志著世界航空運輸正式進入全球聯盟時代。1998年,由英航、美利堅航、加拿大國際航、中國香港國泰航和澳大利亞快達航共同創建寰 宇一家聯盟(oneworld)。2000年,美國達美航、法航、大韓航、墨西哥航共同組建了天合聯盟(SkyTeam)。如今,全球航空客運市場70% 以上的份額被星空、寰宇一家和天合三大聯盟所瓜分。
全球性航空戰略聯盟的產生和發展主要根植于兩個因素:一是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速了全世界范圍對于國際中轉、無縫隙航空旅行及貨物運輸的需求,單個航空公司 或單純的雙邊合作,不可能從技術上獨立提供一致性的服務;二是航空公司的跨國投資與兼并受到各國政策的嚴格限制,迫使航空公司將直接投資和持有股權的“資 產聯盟”轉為商業聯盟。聯盟成員通過共享航空資源,擴大市場勢力,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和經濟效益。目前,世界按銷售收入排名前20位的航空公司,都是三 大航空聯盟的成員。
(四)樞紐輻射式航線結構成為運營的主導模式
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的一些骨干航空公司為了控制成本和占領市場的需要,就嘗試把航線的運營模式從“點對點”飛行,改變為先向一點集中再進行中轉的 模式,即樞紐輻射式航線結構模式。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樞紐輻射式航線結構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重視,迅速發展和完善起來,航空樞紐隨之形成,成為航 空客運快速中轉、集散中心和綜合物流結點。2007年,全球航空旅客吞吐量超過3000萬人次的大型樞紐機場有39個,其中旅客吞吐量排名第一的是美國亞 特蘭大機場,我國首都機場排名第九;全球航空貨運吞吐量在100萬噸以上的貨運樞紐機場有21個,其中美國孟菲斯機場排名第一,我國香港機場排名第二,上 海浦東機場排名第五。
大型樞紐機場能夠吸引并且聚集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優勢資源,形成巨大的人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信息流,對區域經濟發揮積極而強大的集聚、輻射和帶動效 應。各國、各地區紛紛把構筑國際航空樞紐作為提升其國家或區域競爭力的戰略措施。目前,在歐洲、北美和亞太地區三個主要航空市場中,只有亞太地區的國際樞 紐航空港分布格局尚未完全定型,除香港和新加坡機場外,最有潛力和競爭力成為該地區國際樞紐航空港的還有韓國仁川機場、日本成田機場、泰國曼谷機場和我國 北京首都、上海浦東、廣州白云機場。本世紀以來,以上機場都進行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以擴充機場容量,爭奪亞太地區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