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由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一帶一路”金融合作研究院、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辦的2020國際貨幣論壇在北京舉行。交通銀行黨委副書記、行長劉珺參加本次會議并發言。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深刻改變了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全球數字貨幣落地浪潮尚處于初期階段。逆全球化升溫，美國全面遏制中國已成為中長期戰略，中美脫鉤風險有所加大。

劉珺在會上就新的國內外背景形勢談了三點看法。

首先，主權貨幣國際化之錨是綜合國力。貨幣的根本屬性是國家利益，不管如何設計國際貨幣格局，主要錨貨幣的話語權取決于主權國家的核心競爭力。

其次，貨幣國際化經典理論遭遇實踐挑戰。數字技術不僅促進了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帶來了貨幣信任機制的嬗變。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只是主權貨幣的組合，而且是數字貨幣與主權貨幣共生和相互交織的新格局，人民幣國際化2.0版必將是注入數字元素的體系競爭。

最后，人民幣國際化需兼顧數字貨幣的發展和變化。第一，人民幣國際化的廣度、深度、程度需進一步加強，并且必須融合數字化思維。第二，金融科技對人民幣國際化有一定的擾動，既有顛覆也有建設。第三，人民幣國際化須多目標迭代推進，在動態調整國際化戰略的同時從主權貨幣和數字貨幣兩個維度發力。第四，發揮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中的重要作用。第五，多元市場參與者的培育和引進以及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保證。第六，國際貨幣體系需要貨幣監管的國際協調機制，監管科技的與時俱進不可或缺。

數字化時代的不確定性是實然，以人民幣國際化路徑的確定性應對其不確定性是應然，人民幣和與其對應的數字貨幣成為國際貨幣即為必然。

以下是劉珺的發言實錄：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深刻改變了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回顧2020年上半年，我國經歷了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的最大沖擊。國際金融市場巨幅震蕩，原油市場一度暴跌出現負油價！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全球多國央行大幅降息，重啟金融危機時的流動性支持工具。全球經濟繼續失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6月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萎縮4.9%，較4月預測（-3%）更為悲觀。全球數字貨幣落地浪潮尚處于初期階段。逆全球化升溫，美國全面遏制中國已成為中長期戰略，中美脫鉤風險有所加大。在此背景下，對人民幣國際化和全球金融中心建設的重要理論和現實問題展開討論很有意義。在此，我談三點看法：

一、主權貨幣國際化之錨是綜合國力

這涉及兩個前后關聯的問題：貨幣的根本屬性以及主權貨幣國際化程度深淺、進程快慢的決定因素。按照教科書的表述，貨幣的定義是一般等價物，基本功能有三：交易媒介（Medium of Exchange）、價值儲藏（Store of Value）和價格尺度（Unit of Price）。主權貨幣的國家信用背書是貨幣成為經濟活動核心介質的關鍵。若貨幣的使用和流動僅在一國邊界之內，上述結論大體成立。

一旦貨幣啟動國際化進程，主權貨幣跨出國界成為國際經貿往來的載體，那么支撐主權貨幣的也只能是綜合國力。強有力的佐證是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全球錨貨幣之爭，代表英國利益的是凱恩斯，其建議是超主權貨幣班柯（BANCOR）；代表美國利益的是懷特，其建議是美元。最后的結果是新興超級大國美國獲勝，美國的國家利益在全球貨幣體系重塑的過程中予以體現。所以，貨幣的根本屬性是國家利益，貨幣是國家利益的價值符號。

不管如何設計國際貨幣格局，主要錨貨幣的話語權取決于主權國家的核心競爭力。1971年8月的“尼克松沖擊”是金本位向信用本位過渡的標志。美國單方面放棄美元與黃金掛鉤，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元喪失了國際法定儲備貨幣地位。雖然之后對美元地位的質疑從未平息，1999年歐元作為挑戰者出現，均未動搖美元的國際儲備主貨幣角色。甚至在今年一季度，因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占比升至61.9%。可見，綜合國力對主權貨幣的錨定依然是國際貨幣競爭的主脈絡。

二、貨幣國際化經典理論遭遇實踐挑戰

貨幣國際化的經典理論之一是特里芬兩難（Triffin Dilemma），主要觀點是如果美元成為世界貨幣，必須維持一定程度的經常項目赤字，讓其他國家可以使用流出國界的美元。與此同時，美元的流出和持續增長的赤字將導致美元幣值受到挑戰。一旦市場出現具有危機特征的轉變，恐慌性拋售美元或許是大概率事件。任何兩難都是權衡，美國以及美元的表現不僅是權衡中有控制，而且是控制中再權衡。美元在取得全球鑄幣權優勢之后，美國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始終“雙峰聳立”。如果基于理論，強美元或許無從實現，然而現實中的美元強貨幣地位巋然不動。可見，美國單一超級大國的實際讓理論顯得蒼白。

理論之二是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主要觀點建立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基礎之上，經克魯格曼修訂表述為固定匯率、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資本流動無法同時實現。首先，獨立貨幣政策無法精準定義，即便美聯儲也只是“政府內的獨立”，主要經濟體央行的量化寬松政策已然證明貨幣政策完全獨立的不可得；其次，固定與浮動匯率機制是相對的概念，主要經濟體的匯率機制均介乎兩者之間；最后，資本的自由流動也不是毫無約束，必要的管制是主權國家貨幣監管的必選項，美國通過稅收政策促使境外美元回流也是一種非自由的管制，只不過更為間接也更為隱蔽。因此，不可能三角也未必不可能，使之成為可能的動因在于實踐需求和市場狀況。

因此，貨幣國際化的經典理論并非顛撲不破的真理。更何況對中國而言，人民幣國際化的大背景是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所有的經典理論在數字貨幣層面是嚴重不足的。因此，人民幣國際化在傳統的繼承之外必然會面臨全新的挑戰。

新貨幣形態下信任機制的嬗變。比特幣的出現打開了數字貨幣的“潘多拉盒子”，萊特幣、瑞波幣、以太坊紛至沓來，成為數字化時代的顛覆者。新貨幣形態的出現映射出貨幣超發、金融抑制等傳統金融的短板，目標顯然不僅是“脫媒”，而是建立“去中心化”“去媒介”的新貨幣。更為重要的是，其底層的區塊鏈技術和分布式記賬不僅讓這種新貨幣形態生來具有國際化屬性，而且貨幣信任機制擺脫了國家信用，開創性地建立在“技術可信”層面。所以，主權貨幣國際化當下面臨的不僅有現存法幣的挑戰，而且還有新貨幣形態的體系性沖擊。

國家利益在信用本位時代對數字貨幣同樣重要。典型的例證是2019年天秤幣（Libra）希望通過盯住一籃子物理貨幣和主權資產成為穩定加密數字貨幣。全球主要監管部門和國際組織對天秤幣持懷疑態度，依據是如果全球性穩定幣（Stable Coin）成為國際主導貨幣，沒有一個國家對這個貨幣進行負責和監管，整個國際貨幣體系將成為沒有舵的船。對此，2020年4月發布的Libra 2.0版做出了妥協，新增錨定單一法幣的穩定幣，進一步強化了美元主導地位。

數字技術不僅促進了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帶來了貨幣信任機制的嬗變。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只是主權貨幣的組合，而且是數字貨幣與主權貨幣共生和相互交織的新格局，人民幣國際化2.0版必將是注入數字元素的體系競爭。

三、人民幣國際化需兼顧數字貨幣的發展和變化

第一，鑒于數字經濟的發展，人民幣國際化的廣度、深度、程度須進一步加強，并且必須融合數字化思維。數字經濟是全球經濟體共同面對的全新范式，數字經濟既為數字貨幣發行塑造環境，也為國際貨幣體系提供了發展的新方向。法定數字貨幣的發行，有利于重塑國際貿易清算體系、降低貨幣發行成本、提升貨幣流通和交易效率、防止不法行為。隨著更多應用場景和創新產品的研發，未來還將為公眾帶來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務，是對我國金融體系建設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基礎性工程。

第二，金融科技對人民幣國際化有一定的擾動，其中有顛覆的成分也有建設的成分。近年來，英法瑞歐等主要國家和地區央行及貨幣當局均在對發行法定數字貨幣開展研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將數字貨幣作為其2020年首要任務之一，推動各成員國跟上金融科技發展。國際清算銀行在臉書上發布Libra計劃后，總裁卡斯滕斯也明確表示“支持各國央行發行自己的數字貨幣”。如果人民幣未能納入全球性的數字貨幣體系，就有可能削弱未來的影響力。

第三，人民幣國際化須多目標迭代推進，在動態調整國際化戰略的同時從主權貨幣和數字貨幣兩個維度發力。從主權貨幣維度看，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體系有機組成部分已成事實。只要中國參與國際經貿活動的力度未減，堅持對外開放，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減，人民幣成為主要貿易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的前景可期。

2016年就提出構建兼具安全性與靈活性的簡明、高效、符合國情的中國法定數字貨幣發行流通體系。數字貨幣在跨境貿易結算和金融交易方面更加便捷，有望打破對傳統國際貨幣的路徑依賴，有利于我國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第四，發揮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中的重要作用。上海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是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排頭兵，擁有較好的市場環境和技術基礎。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人民幣跨境使用的首發城市之一和全球最大的國際貿易口岸城市，可以為數字貨幣提供豐富的國際化應用場景。目前數字貨幣已在深圳、雄安、成都、蘇州等地試點，未來如能在上海設立運營機構參與試點，將極大推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自貿區改革創新等重大戰略實施。從交行自身來看，我們對參與數字貨幣運營進行了充分的前期準備，與試點同業積極交流，組織骨干人員赴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接受專業培訓，在系統設計、試點場景、服務模式、管理模式等多個方面也進行了研究探索。

第五，多元市場參與者的培育和引進以及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保證。人民幣在國內市場的使用與國際市場的地位高度關聯，沒有差異化的市場參與者，沒有不同功能定位的資本市場體系，貨幣的作用就無法充分發揮，在國際市場發揮作用的可能性也就更加渺茫。當前一個有利條件是，負利率環境下人民幣資產作為為數不多能夠提供正收益的資產，愈發受到全球市場關注。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數據顯示，截止2020年4月，人民幣是全球第3大貿易融資貨幣（份額為2.8%）、第6大支付貨幣（份額為1.66%）、第7大外匯交易貨幣。中國的開放政策正在創造更多條件，暢通人民幣貨幣供需渠道，穩定人民幣資產特別是金融資產的收益率，讓更多交易對手和市場主體越來越便捷地使用人民幣，越來越愿意持有人民幣資產，讓境外投資者能夠更好地分享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紅利。

第六，國際貨幣體系需要貨幣監管的國際協調機制，同時，監管科技（Regtech）的與時俱進也不可或缺，即便監管無法在現實中領先市場，也不阻礙監管前瞻性和針對性能力的建設，差市場半步的監管就是到位且不越位的適宜監管。

最后，我以一句話結束我的演講。數字化時代的不確定性是實然，以人民幣國際化路徑的確定性應對其不確定性是應然，那么，人民幣和與其對應的數字貨幣成為國際貨幣就是必然。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