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一個里程碑，2015年10月8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一期正式在上海上線運行。這距離6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5）還不到4個月的時間。但是，如果從2009年4月8日國務院批準5個城市進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計起，人民幣國際化已經進入第七個年頭了。

其一，貨幣的本質是什么？

作為最古老的貨幣金融命題，《帕爾格雷夫貨幣金融大辭典》有解釋認為，貨幣本質上是信用；而信用呢？它是一種相信、信任和信心。直白地看，國際上的貿易和投資以及財富保存之所以更多地選擇了美元這一貨幣，是因為對其發行國美國的相信、信任和信心；當然，在深層次上，這也是由美國的綜合實力決定的。我們知道，現代國家綜合實力的構成要素不僅包括經濟，還至少包括科技、文化、軍事等等

所以，世界經濟之所以選擇和接受人民幣，首先是因為中國經濟實力與日俱增；但人民幣能否成為最重要國際貨幣，還需取決于中國綜合實力，而不僅僅是排名世界第二的GDP。在國際舞臺上，中國綜合實力仍需進一步提高。

其二，良幣驅逐劣幣。盡管“劣幣驅逐劣幣”的格雷欣法則極有可能發生了冠名錯誤，但“反格雷欣法則”確實成立，不僅在理論上，也在實踐上。格雷欣法則發揮作用，需要有兩個前提：

后一條原因，現代經濟基本已經解決了。從理論上看，如果第一條原因也不存在了，反格雷欣法則就可能啟動運行。據學者研究，在中國歷史上，良幣驅逐劣幣確實發生過，那是在西漢的“文景之治”時期。當時，政府做了三件事情：

人民幣走出國門參與國際貨幣競爭，其地位和影響力的不斷提高，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良幣驅逐劣幣”，對由此可能引起的國際國內貨幣金融領域的波動與反應，我們應做好相關研究和對策準備。

其三，貨幣是服務實體經濟的工具。不管是實物貨幣、金屬貨幣、紙幣，還是電子貨幣，貨幣形式可以不斷演化，貨幣制度也可以不斷完善，但作為人類創造出來的一種工具，它應始終以為生活和經濟帶來便利性為宗旨。

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各種金融產品創新層出不窮，復雜的現代市場經濟其國內外聯系日益緊密，實體經濟也日益虛擬化，使人們在貨幣與金融功能屬性的空前強化中，忘記了手段與目的的根本區別。由此而來的2007年次貸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其沖擊和影響至今仍未消除。

就中國而言，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體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世界經濟進入新平庸和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以開放促改革成為中國在新階段更加堅定的選擇，在更高水平上的“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內，“一帶一路”、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等三大戰略，尤其是“一帶一路”戰略，迫切需要人民幣國際化給予更有力的支持。簡言之，人民幣國際化應全方位、更高水平地服務于中國經濟的國際化，而不是相反。

其四，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是什么？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可以概括為“國際化的人民幣”——人民幣走出國門，在世界范圍內流通，并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國際投資貨幣和國際儲備貨幣；同時，人民幣金融資產也成為各國機構和居民財富管理的重要手段。

目前來看，實現這個目標至少需要涉及三方面的必要工作——匯率制度、資本項下可兌換和基礎設施。2015年8月11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創下了1994年人民幣官方與市場匯率并軌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引發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

中國貨幣當局為此發表聲明，此次人民幣貶值只是匯率機制改革的結果，而新一輪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正在啟動，其指向就是更加市場化。作為一個老話題，資本項下可兌換往往糾纏著兩個因素：外匯儲備和完全可兌換。外匯儲備管理，既有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等歷史原因，也是出口導向發展模式下的被動結果。對此，中國已日漸看開了。但是，資本項下的完全可兌換，其風險難以確定，仍需慎重考慮。而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為代表的基礎設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境內外和在離岸的機構、居民間人民幣支付結算的“高速公路”，作為高速公路，既可以為人民幣，當然也可以為其它貨幣提供通行服務；更關鍵的是，這是中國自己建設、運營和擁有的高速公路；從某種意義上說，類似于中國的北斗系統。

可以相信，在這條高速公路上，國際化的人民幣正在臨近。但是，貨幣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乃至整個金融體制和體系的改革，其根本目的是服務中國經濟的開放和發展轉型。因此，人民幣國際化與實體經濟的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可以通過三大渠道建立密切聯系。

首先，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渠道。2015年4月20日，國務院發布了廣東、天津、福建三個新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總體方案，以及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方案。投資和貿易領域的開放與轉型升級，是對中國實體經濟全面開放的積極探索；而金融領域的制度創新與開放，則是實體經濟的有力支持和保障。

從上海自貿區運行兩年多的實踐來看，已經公布的38項金融創新案例，充分體現了金融應更好地服務于實體企業的目標，其中，跨境人民幣雙向資金池和境外人民幣借款，為企業資金管理創新和企業融資創新開辟了新途徑。

目前，以自由貿易賬戶體系為核心和依托的跨境人民幣等金融創新和便利，可以為更多類別的金融機構開設分賬核算單元建立對接，從而更好地滿足區內企業的人民幣資金跨境流動需求。

就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來說，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作為金融領域開放創新的首要任務，也是為了更好地滿足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投融資便利化，以及其它來自實體企業需求。

在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金融領域的開放創新中，首要任務就包括“完善人民幣涉外賬戶管理模式，簡化人民幣涉外賬戶分類，促進跨境貿易、投融資結算便利化”。

在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創新要求中，明確指出要“推進投融資便利化、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跨境使用”，以實現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目標。

其次，中國各級各類開發區的雙向開放渠道。伴隨著三十多年來的經濟改革與開放，國內各類開發區不斷壯大，成為實現中國產業升級與區域發展有機結合的成功實踐。

目前，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共219家，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共129家，國家級保稅區共13家，國家級出口加工區共63家，國家級邊境經濟合作區 16家，其他國家級開發區包括“新區”、“保稅港區”、“投資區”、“物流園區”等約60家，加上數目還未集中統計的省級各類開發區，是中國涵蓋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制造業以及生產性服務行業最為齊全的“區塊”。它們分散在全國各地，分屬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商務部以及地方政府管理或指導，一直代表著中國的先進生產力，也獲得了不同條線、不同性質的政策優惠或便利。從獲得相關金融服務的角度來看，以市場化、多元化和國際化為特征趨勢的中國金融改革開放和創新，可以為中國開發區的未來發展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從實現全方位、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角度來看，中國開發區也最有可能率先實現“引進來+走出去”的雙向開放，為“一帶一路”等戰略提供堅實支撐。中國開發區各類企業的跨國投資和貿易活動，其實是支撐人民幣資金、資本雙向流動的“實心”。

最后，中國居民家庭的跨境財富管理渠道。隨著人民幣資本項下完全可兌換的不斷推進，在堅持風險可測可控的前提和原則下，境外人民幣資金已經建立了穩定的境內投資通道。隨著中國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跨境財富管理和資產配置的需求開始顯現。以本幣為優先，允許和支持合格的境內個人投資者購買境外發放的以人民幣標價結算的金融產品，既可以實現其跨境理財的需求，又可以為發展全球各國際金融中心的離岸人民幣金融產品市場提供支持。盡管這一渠道來自普通民眾，同樣也可以成為人民幣國際化與國際化人民幣的現實支持。

來源：銀行家

作者;　何海峰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