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日，中國金融史在這一天的日歷上劃上了兩道紅杠。那天的午夜，月白風高，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的金庫從上海被轉運去了臺灣，一個新的金融舞臺在海峽對岸悄無聲息揭開帷幕。在同一天早上，北方城市石家莊的城墻上，人們看到董必武、薄一波簽署的華北人民政府的一大幅布告，宣告“從本年十二月一日起，發行中國人民銀行鈔票”，新幣被定為：

“華北、華東、西北三區的本位幣，統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項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幣為本位貨幣……以上規定，望我軍民人等一體遵行。如有拒絕使用，或私定比價，投機取巧，擾亂金融者，一經查獲，定予嚴懲不怠。切切。”

（圖1，華北人民政府1848年12月1日金字第四號布告。石家莊中華北大街55號（現為河北錢幣博物館），即為中國人民銀行和人民幣的誕生地。）

這真是雙喜臨門，一張布告上走下來一個新銀行、一個新貨幣。此時離人民共和國的誕生還有八個月時間。人民的新政府，對自己統一全中國有百分百的信心、對自己的鈔票負有百分百的責任，這張布告就是最有力量的宣言。在解放了的華北、華南、西北，人們興高采烈地接受了“新票子”，替代了原有的冀幣、邊幣、北海幣、西農幣。看到票子上董必武手書的“中國人民銀行”這幾個字，老百姓由衷地歡喜。中國人盼望一個強大統一的貨幣已年深日久，他們曾仰仗過白銀、銀元、法幣、黃金；寄希望于戶部銀行、大清銀行、中國銀行、中央銀行。現在，這一天終于來到了，把驚喜帶給人間的就是人民銀行的這張紙幣，它的名字就叫“人民幣”。

（圖2，第一套人民幣上沒有偉人頭像，反映的是解放區工農業生產與生活欣欣向榮的景象。毛澤東說：“票子是政府發行的，不是黨發行的。我現在是黨的主席，不是政府的主席，票子上不能印我的頭像。”）　　

其實共產黨領導銀行發票子的歷史，與國民黨的經歷幾乎同時起步。孫中山1924年在廣州成立革命政府中央銀行。只相隔兩年，湖南柴山洲特區就出現了共產黨領導的銀行，即1926年10月建立的“第一農民銀行”。兩黨有著不同的金融取向：國民黨的財源依靠的是城市工商富人，而共產黨則把自己的金融基礎放在了廣大農村，著眼于服務農民。1928年國民政府在上海成立了中央銀行，法定為國家銀行，宋子文成為第一任行長，政府開始發行貨幣；1932年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誕生，第一任行長為毛澤民，也開始發行國家貨幣。在這兩家銀行發行的票子上，分別印著孫中山和列寧的頭像，代表著發行人借著貨幣投入流通的政治信仰。

（圖3，印著列寧頭像的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貨幣，但不知為什么簽字是外文，貨幣“超國家化”可以此做一個案例。）　　

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兼具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業務功能，包括發行鈔票、代理蘇維埃政權的國庫，開展儲蓄、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等。然而，在戰爭年代，共產黨領導的地區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銀行，各個根據地銀行是獨立發行貨幣，互不通用，沒有法定的兌換比率。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將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分割的貨幣流通成了大問題。曾任陜甘寧邊區財政廳廳長，華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的南漢宸（1895-1967）1948年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等到解放北平時，各路大軍都拿著各解放區的貨幣，那不像八國聯軍進北京時一樣混亂嗎？此話一直傳到了毛澤東的耳朵里，中央決定馬上著手解決問題。才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創立了人民銀行，它的第一個功勞，就是在全國統一發行了人民幣！

此事對中國的意義，堪比1844年英國把英格蘭銀行的貨幣認定為“法定貨幣”的創舉。不過我們有個問題，人民幣如何能保證強制流通，幣值穩定？翻查人民銀行1948年成立前后的一些論述，找不到當年困擾著英國議會和英格蘭銀行的那些議題。發行人民幣的銀行準備是什么？發行量受貴金屬和外匯的制約嗎？如何防止發行可能導致的通貨膨脹？與各國貨幣的兌換率如何確定？國民黨的政府剛剛在這些問題上摔了大跟頭，不能不使我們對這些問題倍感關切。非常明顯，人民銀行的關注熱點不在這里。從上述布告中我們可以讀出，新鈔票不準備與任何貴金屬或外幣掛鉤，它自己就是自己的“本位幣”，而且也是其他解放區流通貨幣的“本位幣”。保證其流通價值與秩序的，是布告中措詞嚴厲的懲治辦法與制度。

我們在前幾節中已經看到，上世紀30年代以來，歐美主要國家一家接一家放棄了金本位制，使政府獲得了利用貨幣政策干預經濟活動的自由度。國民政府從中學到了工具理性，不受貴金屬或美元匯兌本位約束的法幣與金圓券發行，給了它軍事財政的盤桓空間。中國人民銀行的票子自立本位，并且由政府出規則，強力保障流通秩序，似乎也隨和了時代的世界潮流。但是，指導人民銀行政策實踐的，并非西方凱恩斯的黃金脫鉤理論，而是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圖4，《資本論》開張明義講的就是貨幣，“信用與虛擬資本”是馬克思注重的研究領域。）　

實際上，從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銀行開始，共產黨領導的銀行就不信什么金銀本位制，從未挖地建過什么大金庫。

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1904-2005）1944年曾在山東，幫助當時的北海銀行解決北海幣發行出師不利的問題。該銀行既無金銀，亦無外匯，發的貨幣敵不過中儲幣與法幣的競爭。

薛暮橋認真思考之后，提出了一個理論，即貨幣的“物質本位論”。他說北海幣不靠金銀也照樣硬得起來，因為“紙幣的基本保證是物資”。這既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又吻合蘇聯的產品經濟思想。

山東抗日根據地和北海銀行大受啟發，據說通過積極組織貨源，增加所在地膠東地區的供給，提供貸款發展區內商品經濟，同時有效堵住中儲幣、法幣在自己地盤內的流通，北海幣果然名氣大增。

為了維護幣值，北海銀行每發一元貨幣，就購買五毛錢的物資儲存，等于為自己建立了50%的準備金率。到1945年，北海幣的發行量一下子從2億提高到6億。這是一個極好例子，“證明現代生活中的貨幣都是信用貨幣”。

1949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贏得三大戰役的勝利，人民共和國的曙光冉冉升起，人民幣一路發行一路春風。對所謂金銀本位，人們無所憂慮，信心就是來自人民政府和人民銀行具有強大的物資調運能力。

（圖5，北海銀行發行的貨幣。人民銀行成立時，薛暮橋同南漢宸一道，也在華北人民政府財經辦事處做副主任。）　

共產黨領導的銀行，出身于貧困農村，服務于工農百姓，與英格蘭銀行不一樣、與上海的金融財團也不一樣，它們沒有成為引起政府注目的“大款”，天生不是政府的“錢袋子”。共產黨的革命資本，開始時主要靠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在陜北革命根據地，1941年以前，財政來源比較多元化，相當部分靠外來的捐款和國民政府的撥款；1941年以后，調整為依靠累進制田稅和“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各種普通的、特殊的稅種，在支持邊區政府的開支中至關重要，而邊區銀行的直接貢獻，只是1941年發放的一筆總額為500萬邊幣的《建設救國公債》。陜甘寧邊區也曾出現過邊幣的通脹，但相對于邊區政府已近百億的財政收支來說，銀行的貨幣發行和債務融資從未取得鼎足而立的地位。用邊區財政廳廳長南漢宸的眼光看，“銀行的發行要全部用于生產”。財政上沒有赤字沒有透支，就是銀行的好年份。

（圖6，邊區政府1941年發行的公債。它的年期本來為五年，息率7.5%。1944年7月，政府財政狀況好轉，馬上全部償還。對運用金融手段的慎重，為政府建立了良好的信譽。）　　　

共和國開國銀行的第一任行長，就是在革命中自學成才的財經專家南漢宸。人民銀行的成立與人民幣的發行，都有他運籌操持的身影。他的另一項功績，就是為人民銀行聚集了一批金融界的專才賢士。其中有一位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1881-1976）共事二十多年的資耀華（1900-1996）先生，他對人民銀行在未來金融體系的地位做了個明確的建議：

“現今世界各國的金融機構設置都是采用中央銀行體制……中國的金融事業也應當按照這個模式組建：即把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起到銀行之銀行的作用；而其他各銀行是在人民銀行的領導下，充分發揮其專業銀行的作用……過去，金融機構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比如票據交換和貼現、證券交易市場等等，社會主義制度下也可以采用。”

（圖7，資耀華建議成立“中國金融協會”，出版月刊雜志《中國金融》，創立了人民銀行研究金融理論與實踐的平臺。）　　

資耀華1949年剛剛從美國講學歸來。彼時彼地的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正在從戰后政府的經濟干預政策中慢慢脫身，重新獲得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決策權。同時，國會要求美國聯儲，必須繼續與財政部配合，維持金融秩序和經濟秩序的穩定，特別是要保證就業、生產、購買力與物價的穩定。

把這些挑戰和對策平移到1949年的中國，似乎異曲同工，但它們背后所反映的現實，卻是完全不同的問題。人民銀行不能獨立，它很快被歸并入政務院的直屬行政系統，總行從石家莊搬到了北京的西交民巷；金融業也不可能繼續保持自由化與多樣化，否則，就無法建立計劃經濟體系中的金融秩序，難以維護人民幣的權威。

（圖8，上世紀50年代的西交民巷，金融街風韻猶存。1949年2月，這里出現了一塊新牌子，即從石家莊搬來的人民銀行總行。）　　

解放時的中國，大大小小的金融機構還有兩三千家，市場上的銀元存量巨大，雖已被禁，但實際上它們仍是流通中的“大哥大”。各種交易市場在和全國解放的形勢對賭，沖擊著物價指數如坐“過山車”。

特別是在上海這座舊政權遺留下來的政治與經濟堡壘，雖沒有了孔、宋之類的大家族，但城市里有千千萬萬的大小投機商、茫無頭緒的驚恐市民、孤注一擲的工商資本，都把“貨幣”看作是主宰自己和社會命運的“諾亞方舟”，拼命要扒上這條船。他們儲存黃金，倒賣白銀；投機物資，拋售紙幣，局勢亂作一團。國民政府的“老蔣”“小蔣”曾想在這里建立秩序，結果是亂上加亂。

1948年6月進入上海的人民銀行面對的就是這一團亂局。然而，運用政權和物資集中的能量，人民銀行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即如秋風掃落葉一般，清理了銀元對人民幣的“抵抗”，關閉了所有違反法紀的投機市場和機構，幫助私營工商業很快地恢復了生產，經濟生活基本走向了正常。在清理干凈的場地上，商業信用逐步被取締，銀行的信用最終集中到了“統存統貸”的人民銀行手中。

（圖9，這是上世紀50年代的版畫，描繪的是正在建設中的北京經濟行政管理中心。人民銀行、財政部、國家計劃經濟委員會后來都搬到了這里。）　　

人民銀行如資耀華先生的建言，真正成為中國的中央銀行，已經是1984年的事情。時間真是一條奔流不息的長河，它流過1694年的英格蘭銀行，1913年美國的聯儲，1928年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1949年的人民銀行，終于把改革開放的中國沖擊到現代銀行制度的前沿。那時我還在上研究生，論文的標題就是《論中國中央銀行制的金融制度》，其實只是在重復金融前輩所熟知的那些基本原理。人民銀行跨出的這一大步，在上世紀70年代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因為在文革的后期，中國不但是一個既沒有內債也沒有外債的國家，也是一個沒有銀行的國家。曾任人民銀行副行長的劉鴻儒回憶說：

“國務院決定銀行系統同財政部門合并，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并入財政部，各省市分行與財政廳（局）合并。當時，我作為人民銀行的代表同財政部商談具體合并事宜。……最后，銀行的獨立系統不復存在，這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創舉’”。

就是在沒有人民銀行的歲月，人民幣仍然忠實地伴隨著老百姓度過了每一天。

（圖10，上世紀50年代-80年代，人民幣不是拿在手里的鈔票，就是呆在這樣的銀行存折里。）　　

二十一世紀的人民幣，已是今非昔比。人民銀行為它而發聲，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和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為它而忙碌，資本市場是它投資冒險的樂園，網絡金融正在為它換上新衣。不但是全中國，有時是全世界，都為人民幣的消息矚目屏息。

1949年人民銀行接手國民政府中央銀行，一共只得到黃金六千兩、白銀三萬兩、銀元百萬枚、美金幾塊錢。今天，人民銀行管理著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相當于美金3.8萬億。在它管理的金庫里，存放著世界上第五大的儲備金。但是人民幣，并不為這些外匯黃金所動情，它就是自己的本位幣，站在它身后的是中國的實體經濟。

一個世紀以前，中國經濟因為沒有統一的、國家集中掌控的貨幣而孱弱。石家莊城墻上的那一張布告，以人民銀行之手，為國家的貨幣發行安裝了水龍頭，筑起了政府維持金融秩序的防波堤。一個甲子過去，今天的人民幣在世人眼中，頗有金磚的分量，它象征著中國人和國家的財富在世界經濟中的強勢地位與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