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杰所說的“那兩份文件”，指的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這兩個文件也被普遍簡稱為“習近平總書記4.13重要講話”和“中央12號文件”。

在4.13重要講話之后，海南面臨的歷史機遇馬上成了劉世杰所在公司的熱議話題。他個人每兩周需要向公司總部領導寫一份情況匯報，團隊內部的研討會也越來越多。此外，作為一家大型金融機構在海南區域的負責人，他也經常被邀請出席一些省政府或者監管機構組織的座談會交流會。海南本地的銀行證券等金融同業、上市公司、房地產開發及銷售機構等，也都有了定期的交流溝通會，大家聚在一起分享信息交換看法。

劉世杰認為，在中央發布的文件中，關于金融的部分，內容是非常豐富的，而給他們最大想像空間的地方則是離岸金融。

比如，在這兩個文件中都明確提到，在內外貿、投融資、財政稅務、金融創新、入出境等方面，探索更加靈活的政策體系、監管模式、管理體制，及支持海南設立國際能源、航運、大宗商品、產權、股權、碳排放權等交易場所，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體系等內容。

對于中央決定要在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區/港這一國家重大戰略，“我們要感激（這個政策）”，劉世杰對記者表示，“我跟我的團隊也說，但凡在生活中一定要相信事情會成功，你只有相信它會成功，你才會用一種積極的心態去融入這個事情。你不要懷疑，更不能否定這個事情。”

在劉世杰看來，海南建設全島自貿區自貿港類似于一場大型戰役，島上的每一個人都要全身心地參與其中，尤其自己帶領的團隊，“每個人都要像一個士兵一樣，把參與這場大型戰役視作生命中的榮耀時刻，挺身向前，不容后退!”

他甚至給公司總部領導這樣表態：自己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如果自己的水平跟不上海南自貿島建設的需要，就請領導隨時把自己換下去，另選賢能。

他認為，人才始終是一個極大的挑戰，按照中央提出的發展目標要求，島上的每個人如果不抓緊學習，跟上自貿島建設的步伐，“在十年之內，絕大部分人都會被淘汰”。比如，他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自貿港肯定對大家的外語能力有比較高的要求，但現在島上有幾個人能用外語自由交流呢？

尤其在離岸金融業務方面，專業能力和外語能力更是非常重要，在他看來，海南島從自由貿易區到自由貿易港的建設和探索過程中，最核心的一點即在于離岸金融中心能否實現。他認為，4.13重要講話相當于點了一個題。

當然，這也并非離岸金融第一次在海南島被關注。早在2010年初發布的《國務院關于推進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中，就明確提到“探索開展離岸金融業務試點”。

根據劉世杰獲得的信息，在海南建設全島自貿區/港的框架下，海南島內島外的金融機構都非常關注海南在離岸金融業務方面的探索，他們自己也在積極向海南省的相關領導和部門提出一些“成熟或不成熟”的建議，希望借此推進離岸金融業務試點的落地，因為“離岸金融這部分是最有想像空間的”。

記者在采訪中也注意到，有人就直接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央12號文件中明確提到的六大交易所，能不能直接面向所有國內外投資者？只要他們有需要，就可以入場交易？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主任劉東民也認為，海南省2017年GDP為4462.5億元，僅為同期深圳和上海GDP的19.9%和14.8%，再加上地理位置的相對獨立性，海南島在發展中的容錯空間較大，是我國下一步金融改革與金融開放真正的試驗田，能夠為我國有序、穩健推進金融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貢獻力量。

離岸金融如何在海南真正落地呢？更具體地，海南島上的離岸金融業務和中央12號文件中明確的六大商品交易所在定位上面怎么設定？怎么跟目前我們國內的期貨交易所差異化統籌發展？又如何和泛南海經濟圈取得協同？在交易的結算體制和參與對象方面，法律體系上又該怎么明確？怎么進行制度設計才會使之具有“泛南海”的特點？

劉世杰認為，上面這些問題都有待解決，對于發展離岸金融，有一些看法比較保守也很正常，“有人會擔心開了口子之后，一方面內部的資金會大量流出去，并且流出的速度很快怎么辦？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人會擔心外部的資金流進來，會對我們國內的一些產業或者資本市場形成比較大的波動和沖擊。”

在他看來，類似資金進出失控這樣的問題根本不需要太擔心。“我們也拜會過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相關高層，我們也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是在頂層，看得很清楚。對于控制內資流出與外資流入的節奏，他們是有一些成熟的思路來做這個事情的。”劉世杰說。

劉東民則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認為，海南離岸金融市場的建設，可以探索以下的政策措施：借鑒上海經驗，將自由貿易賬戶（FT賬戶）覆蓋海南全島，允許島內所有金融機構和經認定的企業使用FT賬戶，全島FT賬戶與境外賬戶實現經常項下和資本項下的自由兌換；在審慎監管的條件下，徹底打通FT賬戶下跨境人民幣融資（包括跨境人民幣貸款和點心債）和跨境外幣融資渠道，且對跨境人民幣融資不設總額限制。

此外，劉東民還認為，海南應該引入上海的QDLP模式和深圳的QDIE模式，即允許注冊在海南的境內外合格機構投資者在國內募集人民幣，換匯后投資境外資本市場、房地產和私募基金，由外管局審定每年的總額度；對于擁有海南省戶籍的高凈值人群、在海南有社保繳納記錄的高凈值人群以及由海南省引進的專業人才，外管局可以單獨給予較高的QDLP和QDIE投資換匯額度。

劉世杰則對另外一個東西給予了特別關注：大型企業的外匯資產。他認為，目前我們國家已經有了一大批的國際化全球化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這些企業通常都會有相當比例的資產以外匯形式放在境外，因為一旦入境之后可能就比較難再出去了。“海南在離岸金融方面能不能把這個功能承擔起來？讓這部分資金回來，讓這部分資金重新回到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總盤子里面，但可以給這部分資金的流動提供一個相對更加自由的空間。”在劉世杰看來，這樣的制度安排不僅對企業本身有利，而且也有利于國家對資金的監管。

（應受采訪者要求，劉世杰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