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每日經濟新聞

每經記者 張壽林 每經編輯 姚祥云

日前，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2018國際貨幣論壇在北京舉行，會上，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發布了《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8》（以下簡稱《報告》）。

《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第四季度，人民幣國際化指數（RII）已升至3.13，同比提高44.8%，與日元、英鎊的國際化水平十分接近。RII是中國人民大學編制的綜合量化指標，用以客觀描述人民幣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實際使用程度，以及人民幣在貿易結算、金融交易和官方儲備等方面執行國際貨幣功能的發展動態。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在解讀《報告》時稱：“人民幣國際化越是在錯綜復雜的形勢下，越需要在盡可能的范圍之內實現宏觀政策的國際協調”。

2010年初，RII只有0.02，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的使用幾乎完全空白。由于跨境業務和離岸市場的成長，人民幣國際化在初期呈現爆發式快速增長，到2015年第三季度RII已升至3.60。之后在國內外金融市場深度調整的大形勢下，人民幣匯率預期逆轉，國際支付中的人民幣份額有所下降。隨著離岸金融市場上套利性、投機性的人民幣頭寸加速消失，到2017年第一季度，RII深度回調至1.49。

而在“泡沫”被充分擠出后，人民幣國際化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并且隨著加入SDR貨幣籃子的制度紅利逐步釋放，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徹底扭轉前期疲弱態勢，觸底后鞏固回升。截至2017年第四季度，RII已升至3.13，同比提高44.8%，基本上回到2015年的高峰水平，與日元、英鎊的國際化水平十分接近。

《報告》顯示，截至去年第四季度，全球貿易的人民幣結算份額為1.79%，同比有所回落；包括直接投資、國際信貸、國際債券與票據等在內的國際金融人民幣計價交易綜合占比為6.51%，創歷史新高。特別是在貿易保護主義帶來嚴重不確定性、全球直接投資規模大幅度萎縮的情況下，人民幣直接投資的全球占比有較大上升，為全球經濟穩定增長提供動力。目前，全球已有60多個國家將人民幣納入官方儲備。人民幣在IMF可識別外匯儲備中占比達1.07%，同比上升0.23個百分點，表明人民幣資產在全球市場的吸引力顯著提高，人民幣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獲得進一步實質性確認。

向松祚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至今十年以來，美元的地位并沒有像當初很多學者所預測的那樣，因為金融海嘯、金融危機而下降。

盡管人民幣國際化取得進步，但《報告》也分析了當前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主要障礙。首先，全球貨幣政策醞釀變局，金融市場波動性與溢出效應上升。全球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面臨轉向，將對匯率、利率以及資產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短期資金流動的不確定性上升。特別是在當前全球金融資產分布相對單一的情況下，貨幣“競爭”加劇，匯率波動擴大，使得風險傳染性和溢出效應增大，發展中國家金融脆弱性顯著上升，對人民幣跨境與離岸使用形成一定的阻礙。

其次，人民幣金融產品不夠豐富，市場體系有待健全。《報告》指出，受到宏觀審慎監管、創新能力、市場結構等因素影響，境內人民幣金融產品體系較美元、歐元等仍存在一定差距，特別是匯率風險管理手段難以滿足國際社會的需要，非居民缺乏充足便捷的人民幣使用渠道和使用方式，對人民幣跨境使用產生負面效應。

再次，合規審查，人民幣跨境流動通暢度有待提高。在全球金融形勢復雜多變的背景下，為守住不發生金融危機的底線，我國加強了資本項下管理，完善資本跨境流動的真實、合規性審核，有效遏制了前些年比較盛行的、沒有真實貿易背景的套利和投機性資本跨境流動，減少了一部分人民幣跨境流動。資金進出境手續增多，便利性有所減弱，人民幣跨境流動通暢度下降，對人民幣跨境與離岸使用造成了負面影響。

《報告》還指出，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業務不及預期，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盡管CIPS已投入使用，但參與機構、處理業務量不及預期。存在業務種類相對單一、證券清算結算體系割裂、交易流程和政策與國際慣例沒有統一對接等問題。與美元、歐元的支付體系相比，CIPS在貨幣政策傳導、資金周轉優化、金融監管、經濟預測等方面存在明顯短板，亟待進一步完善。

《報告》強調，人民幣國際化已進入發展新階段，為獲得必需的國際網絡效應，迫切需要全方位、高效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

研究表明，經濟規模越大、貨幣國際地位越高的國家，經濟政策的溢出效應越明顯。這就意味著，外國政策的溢出效應可能會干擾、削弱我國政策效果，達不到預期的宏觀管理政策目標。

加強同世界其他國家的政策溝通和協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政策溢出效應帶來的負面影響和不確定性，有力保障宏觀政策實現預期效果，為人民幣國際化鋪路，助推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目標實現。

《報告》指出，全面高效的宏觀政策國際協調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然要求。要將貿易、貨幣政策作為短期協調的重點內容，將結構改革、宏觀審慎政策納入協調范疇，完善國際政策協調框架；要重視多層次國際組織在協調中所體現的平臺功能，積極尋求在新興國際協調平臺上發揮引領作用。要在“一帶一路”上開展內容豐富的區域合作機制創新，為國際協調理論和實踐提供新樣本、新模式；妥善處理中美貿易摩擦和政策分歧，這是實現無危機可持續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也是當前我國進行國際政策協調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