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際貨幣的發行國家來說，比如美國，進入美國的市場和從美國流出來，都是不需要貨幣自由兌換的，可以以美元本幣的形式大規模進出。

　　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建，都在推動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不斷向前。

　　在近日召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70周年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學術研討會”上，來自IMF、人民銀行等官方和學術機構的官員和經濟學家，就如何處理好資本賬戶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關系、如何更好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等議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市場驅動人民幣國際化

　　郭建偉：在金融危機發生以后，主要經濟體出現了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匯率的動蕩對我國進出口商和經濟體有一定影響。規避貨幣風險較好的選擇就是擴大本幣結算。為了順應市場的需求，我們開始把原來人民幣不能走出國門的政策解除。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緊緊圍繞市場需求，清除制度障礙；采取市場化事后管理方式，而不是行政化方式。

　　人民幣跨境使用政策和框架已經建立起來。資本項下，人民幣往出走，境外項目可以獲得人民幣融資，同時境外機構可以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境外清算行可以在中國拆借和回購。回流也建立了機制。同時也安排一些境內企業在境外發債，形成了人民幣既可以跨界出去也可以跨界回流。

　　解決好跨境離岸清算有三個通道，包括清算行清算，建立代理行制度，還有NRA非居民賬戶。下一步我們準備建立人民幣全球清算體系，使得市場需求能夠盡可能得到滿足。在此基礎上，人民幣對非儲備貨幣的匯兌價格，在銀行間市場形成之外，也逐漸在某些區域市場的銀行柜臺形成。

　　張禮卿：人民幣的國際化，實際上是市場驅動的過程。和英鎊、美元、馬克、日元、歐元一樣，人民幣國際化需要一個過程。跨境貿易中間人民幣結算比例提升，是2009年中國實現貿易結算貨幣管制放松的結果。2009年以后，我們給人民幣同等待遇，企業可以自己選美元或者人民幣，很多企業都選擇用人民幣，這就是市場選擇的結果。

　　Robert McCauley：負利差，也是使人民幣走出去的好方法。中國外匯資產回報率太低。使中國海外資產可以從美元、歐元部分轉成人民幣，應當允許通過金融契約的關系，把部分風險轉入到其他舉債國，而不是由中國納稅人買單。

　　轉變資本賬戶管理手段

　　郭建偉：中國對資本賬戶的開放改革是否可以改變一下管理的模式？比如從數量的管理或是行政化的管理，逐步過渡到市場化、經濟的管理。

　　確實如此，我們現在的改革路徑是逐步向這個方向轉換。首先把與貿易、投資、實體經濟有關的，由事先行政管理轉移到事后的備案、監測、分析管理。當然對于金融市場的跨境投資，涉及到短期資本的流動管理，還涉及到外債管理的問題。很重要的一點是，一個國家借用本幣外債風險遠遠小于借用外債風險，這個觀點正在中國逐步體現出來。

　　潘英麗：對貨幣自由兌換我們有一個新的解釋，實際上貨幣自由兌換是指信用貨幣對黃金的自由兌換。1976年通過黃金非貨幣化的決議，此后，貨幣自由兌換已沒有實質性的意義。現在市場的投資者把貨幣自由兌換等同于與資本賬戶的完全開放，這其實是誤解。

　　對國際貨幣的發行國家來說，比如美國，進入美國的市場和從美國流出來，都是不需要貨幣自由兌換的，可以以美元本幣的形式大規模進出。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作為國際貨幣發行國對資本賬戶的管理是很多的。加拿大一個研究院專門研究全球經濟自由化，其中關于資本賬戶的自由度他們有一個評估和排名，美國排在最后，英國排在第一，滿分是10分，英國8.2分，美國是4.8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于外匯管理的年度報告里，有11項管理，英國有一項關于直接投資的管理，而美國有7項，意大利、加拿大、韓國各有兩項管理，所以國際貨幣發行國對資本賬戶需要更有效的管理。

　　資本賬戶的管理涉及到管理手段的轉換。對中國來說，資本賬戶的管理要從行政管制走向法律和經濟手段，這也是國際慣例。

　　人民幣成為SDR籃子貨幣？

　　Andrew Tweedie：SDR的第二次檢查要到2015年完成，所以我很難給出提前的告知。我們2011年討論過SDR籃子的構成，當時有一些指導意見，也有一些考量和想法。SDR是全球儲備資產，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造的，補充全球儲備，是IMF提供工具允許成員國可以自由使用的貨幣。

　　SDR第一次變化是1981年，籃子數量從16個減到5個，目的主要是讓籃子構成更簡單，使籃子更容易復制，與此同時保證籃子里的貨幣有廣泛的深度外匯和資本市場。這個變化也把籃子的構成和用來計算SDR利率構成的那些貨幣統一起來。

　　歐元出現以后，1999年第二次調整，歐元取代了法郎和德國馬克，所以籃子里的貨幣從5個降到4個。IMF明確了兩個納入籃子的標準：第一，是進出口規模；第二，籃子里的貨幣應該由基金決定是不是可以自由使用。

　　郭建偉：人民幣是否可能會在將來成為SDR籃子的貨幣？根據SDR的兩個標準，第一個標準已經回答了，我們是可以的；第二個標準取決于自由使用的標準。我們期待SDR在未來有新的標準的理解，將人民幣作為一個候選的對象。

　　我們在中國推進人民幣走出去的過程當中，堅持一個理念，即人民幣走出去為實體經濟服務。希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倡導這個理念，反對過度投機。希望未來通過各方面的改革，能夠為人民幣加入SDR籃子創造越來越成熟的條件。現在看基本成熟，希望SDR不要把人民幣排除在外。

　　潘英麗：SDR最初是美國提出來的。1963年美國財政部官員提出，1969年寫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章程。章程里提到有關SDR所有決策必須由成員國協商，多數投票通過，因此SDR任何決議面臨兩個障礙，一個是美國一票否決制。美元跟黃金脫鉤以后，美國不再需要SDR，因此完全可以否決。此外，關于IMF的合法性。SDR需要有一個全球央行發行，IMF的合法性成為一個巨大的瓶頸。關于IMF的配額改革，我們建議投票權、融資權、出資義務這三項功能從配額當中分解出來，逐一分離。

　　提升央行獨立性

　　Domenico Lombardi：人民幣要完全的國際化需要一些前提。首先是國內的金融市場要有很好的流動性，有開放的資本賬戶，匯率可兌換。從世界銀行的數據，我們看到中國在金融市場方面，流動性還是不錯的。但是這些數據沒有考慮到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銀行業的效率、治理、在各個司法區的法律框架等等。中國債券市場發展還不夠，根據ADB研究，中國債券市場只有美國債券市場的九分之一大小。中國的銀行業指標也是落后于其他國家的。來看資本賬戶，經常賬戶和其他儲備貨幣是最接近的。但是，歐元區4個領先國家中，西班牙、意大利也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才開放資本賬戶，也就是不久前的事。總而言之，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和人民幣在金融市場的使用還是存在二元對立。

　　張禮卿：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除了經濟增長、金融市場的成熟、資本市場的開發等，我還想補充兩個：第一，中央銀行的獨立性需要進一步提升。如果沒有獨立的中央銀行，匯率政策可能不會給潛在的人民幣持有者足夠的信心。第二，需要完備的法律體系。

　　人民幣要成為一個徹底的國際貨幣，資本賬戶的完全開放毫無疑問是需要的。但是，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分層次。淺層次來講，人民幣國際化并不要求徹底的甚至更加進一步的開放。從國際經驗來看，美國在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有不少管制，但這種管制并沒有阻礙美元國際化的發展。在倫敦出現的歐洲美元市場，就是在美國國內有大量金融管制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這段歷史對我們是有啟發的。

　　中國完全可以繼續保持一定程度的資本管制的同時，允許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現階段我們可以更多通過離岸市場，去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不需要加快在岸的人民幣資本賬戶開放。如果過于草率推動人民幣資本賬戶開放，極有可能損害中國經濟穩定持續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