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 年之前，人民幣國際化在很大程度上還主要是理論研究的課題，即使有一些不同程度的進展，但是從一個國家的貨幣國際化進程來看，這種進展實際上是十分有限的。

　　而2009 年的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大危機，讓中國深切地體會到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對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掣肘，以及中國在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相對被動的地位，而人民幣程度極低的國際化，更是使得這種相對被動的地位的回旋余地降低。

　　如今，作為當前中國經濟在全球化背景下發展新路徑的探索，人民幣國際化開始真正有了實質性的起步，而中國各界對于人民幣國際化及其可以給中國經濟帶來的積極作用也達成了空前的共識。從這個意義上說，2009 年開始真正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起步之年。

　　困局中的突破：國際貨幣體系重構中的人民幣定位

　　從全球化的視角考察，此次金融海嘯的根源在于全球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以及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而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就是在全球擔任主要儲備貨幣角色的元。一方面，不少國家已經深切意識到美元的大規模發行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又因為美元

　　具有發達金融市場和強大的美國經濟支持，不得不繼續將剩余儲蓄轉化為美元資產以滿足其國際結算、支付、儲備之用。這形象地演繹了美國前財長康納 利曾說的：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是你們的麻煩”。200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也指出不少新興市場所必須面對的“美元困境”。

　　在這場巨大的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危機中，積累了巨大外匯儲備，同時與國際市場日益融合的中國經濟，可以說首當其沖。中國要從“美元困境”中突 圍，不得不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的重構。如果短期內不具備對現有國際貨幣體系進行全面重構的可能，也需要在現有框架下積極提高中國的話語權，并維護中國的 國家利益；從中期來看，中國本土金融市場的發展也是整個金融市場國際化的重要內容；從長期來看，必須加速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盡管人民幣國際化可能會是一 個長期的進程，但是，現在應當已經具備了全面推進的基本條件。

　　1976 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各國匯率制度的選擇出現了多元化，但各國并沒能從事實上擺脫對美元的依賴。一些發展中國家采用程度不同的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以 實現本幣幣值的穩定，通過貿易順差積累外匯，對美元的需求有增無減。以盯住美元為特征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這被稱為“布雷頓森林2 體系”。10 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弊端，為改革這一體系提供了生動案例和充足理由，但是改革更多停留在了口頭上，這也致使今日全球蒙受更為 嚴重的損失。

　　一個理想的國際貨幣體系應是以穩定和均衡為目標的。穩定即匯率的穩定，可避免突如其來的貨幣危機；均衡就是全球國際收支的均衡。約瑟夫?斯蒂格 利茨曾建議提供美元或其他儲備貨幣之外的更為穩定的國際價值儲備。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體系下，一個現實的方法是大量增加SDR（特別提款權）的 發行。以成員國在IMF賬戶中提交的基金為信用基礎，根據成員國儲備需求發行一定數量的SDR。因為SDR 的價值由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等可兌換貨幣的加權平均決定，其價值不會隨單一貨幣的匯率而波動，具有很大的穩定性，且SDR 的發放同任一貨幣發行國的經常項目逆差無關，不會造成全球貿易失衡。

　　斯蒂格利茨等早在2006 年1月就曾指出：“如不改革，原有儲備體系的弊端就會繼續為禍全球經濟”，這一判斷很快成為現實。此次危機中美國“自利”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造成的負 外部性，全球其他各國都有切膚之痛。反省過分依賴美元的脆弱性和不合理性，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討論又成為焦點。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3月24 日發表的署名文章中強調，本輪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反映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系統性風險”，他提出由IMF 統一管理全球儲備資金，基于擴大SDR 發行“超主權貨幣”，成為全球當時最引人注目的聲音之一。周小川的改革倡議抓住了以主權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根本弊端，即“特里芬難題”—國際貨幣發行 國在為全球提供流動性的同時難以保持本幣的幣值穩定。這一建議可以減少全球市場對個別國家貨幣的過度依賴，有助于全球經濟穩定和公平，代表了大部分新興國 家的呼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和俄羅斯、巴西、印度、印尼等國的支持。

　　不過，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必然涉及發達國家既有利益的讓渡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權的提升，這其中的博弈大戲才剛剛開幕。

　　在劍橋大學約翰?伊特韋爾教授看來，國際金融體系的“美元化”降低了各國政府宏觀政策的“異質性”，各國根據本國經濟運行需要制定獨立政策的自 主性缺失，使得全球經濟的系統性風險正與日俱增。發行超主權的儲備貨幣固然是國際貨幣體系重構的一個理想方案，但短期看來，至少美國的抵制將使這一方案暫 難實行。所以目前通過建立歐元、英鎊、日元、人民幣等全面參與的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新秩序，通過逐步減少各國對美元的依賴程度來提高各國獨立制定經濟政策 的“異質性”，是更為可行的方案。

　　多元化的國際貨幣格局意味著在美元式微的同時，其他主要國際貨幣會“群雄并起”，和美元共同擔任國際貨幣。而最有可能出現的是從當前的“一強多 元”，逐步發展到較為理想的“三分天下”的局面，即美元仍然在相當長時間內是全球最主要的儲備貨幣之一，但其60％ 的國際儲備貨幣占比會繼續或加速下降；歐元依托其歐盟經濟繼續發揮全球影響力；而第三種國際貨幣最有可能出現在亞洲。這是因為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亞洲發 展中國家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作為新興的經濟體，亞洲國家必然謀求國際經濟體系中更大的發言權；同時，中國和日本分別是全球持有最多美元儲備的 兩個國家，東亞其他國家近年來也都成為美元泛濫的重災區，亞洲國家普遍有減少對美元依賴的需求。目前日元是亞洲唯一能躋身國際貨幣之列的貨幣，但日本經濟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通貨緊縮為特點的持續低迷限制了日元的進一步走強，亞洲區域貨幣合作的復雜性也使得“亞元”只停留在概念上。環顧亞洲各國貨幣，只 有人民幣最有希望后來居上，成為亞洲核心貨幣和主要國際貨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