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保的獨家壟斷經營不僅限制了其承保能力，而且導致市場結構失衡和保險費率偏高。發達國家的出口信用保險都實行商業化的運作，中國可以借鑒國際經驗，以自貿區的建立為契機，探索中國短期性出口信用保險的商業化經營

　　在國際上，出口信用保險是一國政府尤其是WTO成員國對其國內出口商進行出口補貼的重要工具，已經成為各國政府推動本國出口貿易、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經濟措施。中國從2001年成立了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專業經營出口信用保險業務，其在風險保障、出口促進、便利融資等作用日益突出。但是中信保的獨家壟斷經營不僅限制了其承保能力，而且導致市場結構失衡和保險費率偏高。發達國家的出口信用保險都實行商業化的運作，中國可以借鑒國際經驗，以自貿區的建立為契機，探索中國短期性出口信用保險的商業化經營。

　　壟斷缺陷日顯

　　自從中信保成立以來，中長期和短期的出口信用保險業務一直采取壟斷經營模式，雖然承保金額逐年翻番，但是從總體上講，壟斷經營的缺陷也日益顯現。

　　制約承保能力。隨著國際貿易競爭日趨激烈，買方市場普遍形成，出口企業通過投保出口信用保險后可以采用更加靈活的結算方式爭取出口機會。單純依靠國家財政預算作為出口信用保險基金的金融供給，滿足不了龐大的風險基金的資本需求。按照國際慣例，出口信用保險的風險準備金與承保金額的比例通常保持在1∶15左右，而發達國家基本保持在1∶10左右，而中國現行的出口信用保險風險準備金與承保金額的比例為1∶20，中信保處于超額承擔風險的境地。風險準備金不足，一方面嚴重限制了對高風險國家和買家的承保能力，另一方面也嚴重限制了中國出口信用保險規模的擴大。

　　導致保險費率偏高。中信保在市場上缺乏競爭激勵的對手，可以實行壟斷價格，缺少促使價格水平降低的競爭機制。更何況在中信保風險分散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出口信用保險的賠付率居高不下，中信保為了降低賠付率，分攤成本，必然會維持較高的出口信用保險費率。高費率又將極大地影響出口企業投保的積極性，尤其是中小企業，限制了出口信用保險承保規模的擴大。

　　市場結構發展失衡。中信保的壟斷經營格局，限制了商業保險公司在出口信用保險經營上的資本、人才、技術等方面的流動，造成了市場結構發展失衡，主要表現為地域發展的不平衡和業務范圍的狹窄。

　　抑制服務質量的提升。由于獨家非商業化的經營，中信保沒有自己獨立的利益和不斷發展壯大的內在動力，從而不可能產生較高的工作效率和服務質量。

　　商業化模式探索

　　雖然我國出口信用保險的滲透率已經達到了世界伯爾尼協會成員10%的水平，但是與日本、英國相比差距甚大，日本出口信用保險的滲透率超過了50%，英國的出口信用保險的滲透率為45%。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出口信用保險的滲透率將進一步提高。

　　隨著國際貿易競爭日趨激勵以及買方市場普遍形成，出口企業將采取更加靈活的結算方式，接受銀行信用方式之外的諸如D/P，D/A，OA等商業信用方式。收匯的風險也將明顯增加，對出口信用保險的需求也將進一步提升。

　　從全球范圍看，英國等發達國家，短期性的出口信用保險都實行了商業化運營，而中長期出口信用保險仍由政府實行政策化運作，所以我國可以以自貿區建立為契機，借鑒國際經驗，在自貿區探索由中信保這一政策性保險公司為主導，同時引入資信度高、運作規范的商業保險公司，在保護公平、促進競爭、自負盈虧的原則下開展短期性的出口信用保險業務，以形成對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的有力補充，改善當前出口信用保險市場供不應求的現狀。

　　因為自貿區會有許多制度方面的創新，保險公司也會在自貿區設立營業網點，可以在自貿區內進行出口信用保險的商業化探索。具體的商業化方案是：1.短期出口信用保險業務商業化，由商業保險公司承保，而中長期出口信用保險以及海外投資擔保等業務仍由中信保作為政策業務承保。2.初期適當引入實力雄厚的商業保險公司經營商業性業務的試點，等商業保險公司完全有能力經營商業性出口信用保險業務了，再全面開放商業性出口信用保險，允許商業保險公司進入。

　　在現有制度下，引入出口信用保險的商業化運作的主要限制是：1.商業保險公司必須向保監會申請，經保監會審核同意才能獲得經辦出口信用保險業務的許可。2.由于出口信用保險的定價和風險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進口國的國家風險和進口企業的資信評級，而試點的商業保險公司在信息數據庫建設方面的空缺將成為其進入短期出口信用保險市場的障礙。

　　為了化解商業化運作的風險，政府需要對商業保險公司以稅收和費率方面的優惠。商業保險公司要加強與國際信用保險公司的合作，獲得技術的支持，在經營中不斷建立信息數據庫，提供自身的承保技術和經營水平。中信保或政府還應充當“最后再保險人”的角色，防止商業保險公司在正常情況下無法從私人再保險市場獲得再保險保障。

　　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市場是全球最后的帶有壟斷色彩的出口信用保險市場，引入商業化的運作，相當于向全球釋放了強烈的改革開放和市場化的信號，意義深遠。

　　（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