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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冒起、聲名大噪的渾水研究,正反映了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的感情——又愛又怕、欲罷不能。中國增長故事磁石般地吸引著尋求高回報的投資者,來自中國的數據真實性和政策風險卻讓他們搖擺不定——唱空還是唱多。
擁有強大研究團隊、唱多中國的歐洲股神安東尼·波頓在中概股危機中老馬失蹄。他管理的富達中國特別時機基金,截至今年上半年基金資產凈值下挫約14%,他向英國媒體承認對基金表現“非常失望”。
一位原擔任某國際知名風險控制企業高管的人士告訴本報記者:“‘沽王’保爾森都栽在了嘉漢林業上面,說明他們(對沖基金)的內部研究還是不夠。”對于專業調查機構,“市場有需求”。
已有超過40年盡職調查經驗的美國調查咨詢公司Kroll中國區執行董事何越向本報記者介紹,對沖基金往往擁有內部研究團隊,成員大部分是母語為中文的海歸MBA。
何越說,這些對沖基金內部研究人員一般來說沒有相關行業經驗,做出的初步推斷和假設,往往“經不起推敲”。 “他們往往已長期追蹤某只股票,來找我們時,已有了特定的目的。”何越指出。
所謂特定目的,往往代表著做空。
據多位業內人士介紹,追求高增長、風險更高的對沖基金,在經過內部研究后,若認為某公司負債比率過高或有資產財務造假,便會尋求專業調查機構協助,以驗證目標公司造假的關鍵事宜。然后再基于該目標公司是否造假或要破產的判斷,進行倉位配置。
這類做法與傳統的盡職調查研究并不相同。
業界人士指出,一般而言,企業要求盡職調查,通常是對即將進行合作方可能存在的風險進行摸底排查,包括公司是否是“殼公司”,在海外注冊企業的真實控制人,控制人以及關聯企業是否有法律訴訟、是否有財務糾葛等。
何越說,作為調查咨詢機構,最終要提供的是公開領域無法獲得的信息,以及這些信息的真正意義,“要想長期在市場待下去,調查機構必須要中立和獨立。”Kroll服務對象包括大型跨國企業、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等,“被調查企業是否造假,由服務對象自己判斷。”她說。
對于對沖基金這類抱著特定目的的服務對象來說,受調查企業是否造假由其自行下最后結論,“他們想做空還是做多,由他們決定是否向我們披露。”Kroll亞太區常務董事狄懷民(David Wildman)說。
何越認為,“靠做空賺錢是不可持續的”,Kroll嚴禁買賣受調查企業股票,以避免利益沖突。某國際投行人士也向本報記者表示,自營和研究部門必須要有防火墻。
狄懷民向本報記者表示,在全球監管體系改變過程中,亞洲地區的盡職調查行業進入增長期,“有很多小店,不少自稱為咨詢公司、市場研究公司甚至律師事務所,都涌入盡職調查行業。”
何越說,在競爭激烈情況下,服務對象如對沖基金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又愛又恨,容易做的部分,他們早做了。”
私人調查公司透視
據了解,一場深度調查往往耗資上百萬美元。并非所有對沖基金都愿支付如此高昂成本,也并非所有對沖基金愿意看到極盡客觀公正的報告。
上述美資對沖基金經理向本報記者表示,該基金一般自己進行初步盡職調查,“有時候就是和當地人交談,了解這家公司每天出入的卡車多不多,”他說,“這是最直觀了解企業收入的方法。”
該對沖基金經理表示,出于成本考慮,只有在需要某些法律人士或特別網絡,如通過當地稅務部門方能獲取相關財務資料時,該對沖基金才會考慮委托外部的調查機構。
以渾水研究為首的做空者,聯合對沖基金做空,成了另類盡職調查研究的代表。同時,規模較小、收費相對低廉的私人調查公司也頗受歡迎。當過私家偵探、記者、警察和外交官或者特定行業的人士成了寶貴的外部資源。
以新聞系學生身份,曾在港擔任一年兼職調查員的莉莉(化名)向本報記者透露,她曾針對一家在美上市公司撰寫季度報告,方式是直接到內地進行實地了解,與該企業客戶溝通。
她說,這家總部設在美國的調查公司在北京、廣州、深圳都有兼職調查員,在上海還設立了調查團隊,也全是由兼職人員組成,按小時收費,她當時收費25美元/小時。
這些兼職調查人員的工作,大部分是最基礎的盡職調查,如合作方背景調查。“我們就是幫老板查,對方到底是正還是邪。”她說。
不同調查機構的盈利方式也迥異。
渾水依靠聯合做空獲得直接可觀收益、傳統咨詢機構則收取高額調查費,莉莉供職的調查公司盈利方式,則是所謂的“軟美元”形式。
據她介紹,其受聘的美國調查公司,以向機構投資者提供研究報告的方法,吸引機構投資者在其持有的交易席位上進行交易,以交易傭金的形式支付研究成本。而這種“軟美元”形式已被美國監管機構盯上,成為打擊內幕交易的焦點。
而上述專長于信息管理技術的原國際風控企業高管,在基于“市場有需求”的判斷下選擇創業,開設一家專門尋找問題企業的私人調查公司。與眾不同的是,他決定不再糾結于數字,“財務報表數字都是不可靠的,我們將通過電腦數據軟件判斷哪些企業在造假。”他神秘地對本報記者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