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華爾街見聞  作者：王瑗瑗

中國巨大的外匯儲備規模以及相應的宏觀調控政策和外儲管理一直為市場關注。 近日，中國外儲管理體制改革呼聲再起。中國人民銀行參事、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從貨幣創造機制、外儲的戰略地位和貨幣政策需求等方面進行了分析。

11月21日晚，盛松成在清華經濟高層論壇上做了一場生動的貨幣供應與外儲管理的演講。

近期有聲音提出，中國因央行獨自管理外儲，造成“外匯占款綁架貨幣政策”的現象，基礎貨幣擴大，M2不斷增加，引起物價和資產價格上漲，同時，外儲收益也不高。因此外儲管理體制可以考慮“兩元架構”，即由財政部和央行共同管理，以避免通貨膨脹和金融亂象。

盛松成認為，這一分析看似邏輯清晰，但實際上，對我國基礎貨幣創造渠道和貨幣政策存在很大誤解。

• 從貨幣創造機制看外匯占款的影響

盛松成指出，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立場，要害并不在于外匯占款多還是少，而是國家是否利用貨幣政策調節經濟。

中央銀行對基礎貨幣具有主動調節的能力。中國外匯儲備從加入WTO開始的這十幾年不斷增加，到2014年6月達到3.99萬億美元的峰值，而人民銀行通過央票的發行，部分抵消了外匯占款增加對基礎貨幣和貨幣供應的影響。“一方面，投放貨幣是央行購買外匯的結果，如果不這樣做，當時的人民幣匯率很可能會大幅飆升，對經濟的影響會很大。我國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貿易進出口國，之所以能維持較高的國際貿易份額，與當時我們不放任人民幣升值是有關系的。如果放任不管，外匯占款不會那么增加，但是經濟允許我們這樣做嗎？不允許。所以不能說外匯占款綁架貨幣政策，實際是貨幣政策為國家經濟穩定、經濟發展服務的。當時我們持續購買外匯，是為了維護匯率穩定。另一方面，貨幣發出去了，要想辦法把它收回來，比如向商業銀行發行央行票據。”

與“外匯占款過多導致貨幣超發”恰恰相反，目前我國貨幣創造機制的一個變化在于，中國外匯占款最近幾年來持續負增長，對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已形成掣肘，央行因此開啟了貨幣政策新工具，包括逆回購、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等來調節貨幣投放。反映在央行資產負債表上，可以看到，目前“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的在央行總資產中的占比提高到了27.2%，而2014年6月末，“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僅占央行總資產的4.4%。

“貨幣投放取決于央行的貨幣政策，服務于國家經濟發展。 外匯占款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進行抵消，并不存在綁架基礎貨幣投放的問題。”盛松成強調。

• 外匯儲備管理的基本要求是安全性和流動性

對于外匯資產配置的管理， 盛松成指出，官方外儲從流動性、安全性等角度考慮，主要投資于美國國債等美元資產，同時也進行了多幣種的配置。 這是國家資產安全和宏觀調控的戰略需要。

“外匯儲備管理首先不是考慮盈利性，首先考慮的是安全性和流動性，比如在必要的時候用以調節匯率和防范資本流動風險。盈利當然要考慮，但盈利是第二位的，”盛松成表示。

根據中金公司的測算，美元資產在我國外儲中的占比約66%，略高于IMF統計的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63.6%的占比。可見我國外匯儲備對美元資產的配置處于合理的范圍。此外，美國國債只是我國持有的美元資產的一部分，還有其他種類的美元資產。與世界上其他外匯儲備大國相比，我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并不多。根據美國財政部披露的數據計算，截至2016年末，美國國債在我國外匯儲備中的占比為34.93%，而外儲規模世界第二的日本，美國國債在其外儲中的配置比例高達91.79%。

我國財政部曾于2007年發行15500億元長期特別國債，用于向中國人民銀行購買2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為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注資。應該指出的是，注資中投，對央行而言，外匯占款轉化為對政府債權，對基礎貨幣沒有影響。對政府而言，一方面增加了負債，另一方面增加了長期投資。雖然依靠投資收益可以償還國債利息支出，但負債的增加，會提高政府債務和赤字率，甚至可能引起通貨膨脹，不適合作大規模外匯資產配置。因而，財政部持有外匯儲備，相比人民銀行持有，沒有必然的優勢。同時，判斷外儲投資的收益情況，還需要具體數據作為依據。

外匯儲備管理是復雜的過程，如果要采取新的管理模式，需要詳細論證和多方討論，根據國家貨幣政策和經濟金融發展需要來制定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