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 近日，李克強總理在訪問非洲時關于“比較多的外匯儲備已經是我們很大的負擔”的坦率表態引發廣泛關注。

　　有憂慮者將外匯儲備視為洪水猛獸、天量怪物，有樂觀者將此看作“藏匯于民”積極推進的有利信號，有沖動者又一次提出“把外匯儲備分掉”，有理智者提醒需從長計議、不宜倉促削減。筆者認為，中國外匯儲備確實已超出最優規模，但一味妖魔化其負面影響于事無補，當務之急是順應多元化、分散化的市場投資規則，科學、合理地為外匯儲備“減負”，想方設法穩定儲備增長、盤活儲備存量，變“負擔”為“財富”。

　　4萬億美元“負擔”多重？

　　在現代經濟社會中，一國外匯儲備發揮的作用已不限于滿足國際支付、維持匯率穩定等以備“不時之需”的“儲備”功能，而是擴展到配合宏觀調控、抵御外部風險、提升國際話語權等經濟金融、政治外交各個領域。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顯然能夠充分滿足各項功能需要，彰顯國力、提升信心，是國家即使在紛繁復雜的外部沖擊下仍能一心一意專注國內經濟發展、腳踏實地進行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開放等金融改革的重要支撐。

　　當然，“凡事都得有個度，超過一定的度，好處就越來越少，成本越來越高”，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不止一次如是表述。“無論假設什么樣的情形，中國外匯儲備都夠了”，再繼續增加已“不合算”。

　　那么，4萬億美元究竟是怎樣的量級？

　　經筆者測算，中國外匯儲備量早已遠超3-6個月進口額、未來一年內到期外債總額等單一指標。較按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次貸危機期間新興市場國家外匯資金最高流出量測算得出的我國所需規模高出近2倍，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出的一攬子綜合指標計算，也還略高出適度規模的上限。外匯儲備繼續增長的負面影響正在不斷上升，不僅擴大基礎貨幣投放從而增加貨幣政策調控難度，形成資產泡沫壓力及金融穩定等現實隱患，還含有大量出口背后的產業結構調整過慢、資源環境壓力、國際摩擦增多等隱性成本。

　　就外匯儲備管理部門而言，經營全球外匯儲備總量1/3的外匯“家當”，壓力和挑戰不言而喻。如何防范風險、保值增值是他們面前一道難度空前的必答題。按市場投資規則經營，按市場運作模式使用，通過市場化途徑管好用好外匯儲備，才能最大化外匯資產對國家發展和人民福祉的效用。

　　市場化嘗試穩定增量盤活存量

　　“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是投資市場的金科玉律。全球其他外匯儲備管理機構在這方面已有較多成功經驗可循，如挪威央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等都致力于投資資產多樣化。

　　反觀中國的外匯儲備投資，應該肯定的是多元化嘗試已經開始。外匯局官方網站資料顯示，“從長期、戰略角度出發”、“進行多元化貨幣、資產配置”是外匯儲備經營管理的重要方針，資產管理機構普遍實行的“投資基準管理模式”于2001年被引入，研究驅動的經營理念和逆周期的風險管理戰略漸次實施，外聘經理經營和委托貸款先后開展，多元化前行的道路盡管漫長曲折，但已有初步進展。

　　外匯局公布的數據稱，外匯儲備投資涵蓋了70多個國家和地區、30多種貨幣、50多類資產品種，這與大家固有的外匯儲備集中持有美國國債的觀點大相徑庭。筆者查閱了美國財政部的歷年數據，從2011年初到現在，中國對美國國債的持有量基本在1.2萬億美元上下，增長規模低于1200億美元，對比同期外匯儲備1.1萬億美元的增量，可以推算近1萬億美元的新增外匯儲備被分散投資到了其他資產領域。

　　除做好投資保障資產安全和收益外，用好外匯儲備是發揮外匯資產正效用的另一關鍵。而在這個領域，市場化運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市場化機制能夠有效避免用匯主體滋生逃避匯率波動、盲目擴大財務杠桿和投資的道德風險，防止計劃經濟思維回潮對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產生扭曲，杜絕低效、無效使用甚至損失浪費。

　　追蹤媒體報道不難發現，在過去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外匯儲備管理部門不乏有積極的嘗試。如成立匯金公司，推動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設立并注資中投、注資國新，拓展使用渠道；成立外匯儲備委托貸款辦公室，創新委托貸款業務模式支持實體經濟和“走出去”戰略等。近年來，由于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較強，企業和金融機構更愿意持有外匯負債，主觀上造成了外匯貸款供求關系偏緊。2013年底國內金融機構外匯貸款余額較外匯局委托貸款辦公室成立前的2010年底增加了3234億美元，比同期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余額多增了1135億美元，這其中的相當部分相信來源于外匯儲備委托貸款，外匯貸款短缺得到一定緩解。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公開表示近年來中國政府與泛美開發銀行、世界銀行、非洲開發銀行分別聯合設立的20億美元、30億美元和20億美元的聯合投資基金以及50億美元的中非發展基金的大部分資金都來自外匯儲備，這類國際合作方式無疑也是外匯儲備利用市場化模式服務國家整體利益的新突破。

　　外匯儲備的市場化探索取得了一些進展，相比巨大的資產規模，這些努力顯然還不夠，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無論是體制機制，還是投資策略和運用經驗，都還需要不斷探索和積累，繼續優化和改進。

　　筆者認為，只有增量、存量雙管齊下，方能將外匯儲備“負擔”變為“財富”。增量方面，理應緊緊圍繞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堅持“擴內需、調結構、減順差、促平衡”的方針，擴大進口、穩定出口，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理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市場平衡機制。同時，穩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真正實現央行所說的“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央行基本退出常態式外匯市場干預”，有效發揮匯率對國際收支平衡的價格調節作用。

　　存量方面，管好用活是關鍵。外匯儲備管理部門理應以更積極的態度、更開放的思維，堅持按責權匹配的市場化機制開展投資、運用和改革創新，讓外匯儲備不僅在有形價值上保值增值，還應在保障國家利益、促進可持續發展等無形效用上貢獻更多的力量，真正把外匯儲備經營成為造福國家和人民的“財富”。

　　（作者系本報特約金融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