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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形勢下對跨境投資外匯流動監管提出的挑戰
按照國際收支項目劃分,跨境直接投資包括外商直接投資和境外直接投資。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個經濟體先期主要通過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發展經濟,此時對外直接投資雖然也有一定的數量,但規模還比較小。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對外直接投資才會快速增長。從美國、日本和歐盟等發達國家或地區跨境資本流動的歷史來看,都遵循這一規律。我國對外開放后的經濟發展軌跡也反映出上述發展規律,并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因此,我們應充分認識這種資本流動的規律。
1996年12月1日,我國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義務,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對于人民幣的資本項目可兌換,則本著“先流入后流出,先長期后短期”的原則,循序漸進地推動資本項目可兌換。目前,外商直接投資項下已基本實現可兌換,對外直接投資則接近基本可兌換程度。自實施上述可兌換的戰略以來,我國跨境直接資本流動規模持續增加。根據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2007年跨境直接資本流動規模達到1685.49億美元,比1985年增加72倍多;2007年跨境直接資本流動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按當年末的匯率折算)的比例達到4.89%,而1985年該比例僅為0.81%。其中,2007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189.25億美元,比1985年增加29倍多;外國來華直接投資1496.24億美元,比1985年增加89倍多。
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是我國經濟開放、經濟快速平穩發展的表現,得益于我國優良的投資環境。應當看到,規模日益增長的跨境直接投資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影響日益明顯。外商投資企業不但具有在經濟增長中拉動投資的重要作用;其所創造的進出口額在我國整體進出口貿易中也占有較高的比重,直接影響著我國經常項目的順差,并促進了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技術和管理供給。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直接投資項下的外匯流動對我國國際收支的影響也日趨明顯。隨著近年來國際投資的快速發展以及對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的顯著增強,外商投資企業外匯資本金結匯已經成為近年來我國國際收支大額順差和外匯儲備大幅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部分異常資金亦通過外商直接投資的渠道流入境內,干擾了跨境資本流動秩序并對我國涉外經濟金融的安全帶來一定的影響。
與此同時,近幾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盡管規模還不是很大,但增長幅度較高。不論從我國為全球制造產品,還是自身工業化、現代化的需要,都必須考慮如何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為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創造條件。因此,對外直接投資也是形成我國跨境資本雙向流動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跨境資本均衡管理的一個方面,有利于促進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
綜合來看,我們必須考慮通過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和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兩個輪子,主動地在更廣闊的空間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資源配置。在鞏固和改善制造業的同時,向產業鏈高增值環節邁進,提升我國在國際分工中扮演的角色。
但是,我國現行的跨境直接投資管理手段已明顯落后于跨境直接投資迅速發展的現狀。在跨境直接投資基本實現可兌換后,資本流動速度日益加快,而現行的管理手段仍主要依靠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行政審核和手工操作,且企業以及項目的審核與實際資金的流動未有機地結合考核,造成企業辦理跨境直接投資的相關手續繁雜,效率有待提高,而管理當局尚不能及時地了解和掌握跨境資金流動的全面真實情況。監測管理手段仍主要依賴于逐級統計監測,數據信息處理基本依靠簡單的匯總,無法適應瞬息萬變的復雜情況和交易手段不斷翻新的情況。統計的時滯性以及準確程度和覆蓋程度已經成為現實統計監管的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同時,在跨境直接投資管理方面還未完全改變以前“寬進嚴出”的模式,尚未適應對跨境資本流動均衡管理的現實需要。
嚴格地說,在2008年9月以前,我們還不能較全面及時準確地掌握跨境直接投資的完整信息。對跨境直接投資的“家底”不太明晰,存量、增量、流向以及分布數據信息不全,統計監測的渠道以及口徑標準均亟待規范和完善,特別是部門之間的數據信息共享更是滯后于形勢的發展。
當今風云變幻的國際國內經濟金融形勢以及跨境資金流動對經濟金融安全提出的新挑戰,客觀上要求我們應及時全面準確地掌握跨境資金流動信息,為宏觀經濟分析和調控決策提供客觀可靠的依據。因此,及時改進對跨境投資資金流動的監測管理以及借助信息化手段建立健全跨境直接投資流動統計監測體系已經刻不容緩,這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維護金融穩定、防范涉外風險的一項重要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