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外在表現看,可能是因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導致外儲的猛增,但內在的原因可能是中國經濟長期的高速發展帶來了中國的經濟綜合國力的提升,帶來了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張偉:從改革開放開始,中國走了持續33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之路,平均增長率在10%左右,且已經剔除了GDP的折沖指數,經濟的高速增長帶來了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為什么有這么高速的增長？除了制度原因、經濟政策,最關鍵的就是勞動力的比較優勢。

　　為什么中國的外匯儲備這幾年增長很快？從機制來說,有內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

　　第一是持續多年的高順差,這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反映,是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反映,也是中國居民對未來沒有信心,進而形成高儲蓄的反映,這是中國儲蓄在國際上的轉移,中國形成了順差,美國因為儲蓄過低,形成了逆差。

　　第二是戰略方面的原因,中國最早是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當時在宏觀政策上都強調要建立外匯儲備,長期以來一直形成一種觀念,外匯儲備多比少好,外匯儲備增長作為一項重要政績來看待。應該說,在當時這個戰略是對的。

　　第三是制度原因,從中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來看,要維持人民幣幣值穩定,促進經濟增長,在不同的條件下,可能需要面對不同的矛盾。在人民幣貶值的條件下,我們要極力增加外匯儲備,以維持匯率的穩定;在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條件下,就帶來了另外一個矛盾,經濟主體無論是在中國做套利也好,做套期交易也好,都是追求自身價值的最大化,既然人民幣要升值,為什么不結售匯呢？20世紀90年代,我們實行強制結售匯,因為當時有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大家都不愿意結售匯。因為不愿意結售匯才去強制結售匯,大家可能會通過各種渠道,盡量把賺來的外匯“藏起來”,并不真正去結售匯。進入21世紀,人民幣有了升值預期,這時候不用強制,大家也自愿結售匯。現在,如果政府真要限制外匯儲備增長,也可以采取相反的方法,強制不結售匯,不允許結售匯。但采取這樣的做法不合適,因為這不是市場導向的做法。當前有人提出“藏匯于民”的做法,但是,在人民幣升值預期的背景下,不可能起到應有的效果。所以,在不同的條件下,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之間的矛盾,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就外匯儲備增長過快而言,這些矛盾具體體現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上:即參考一籃子貨幣、以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實際操作過程中,人民幣匯率彈性遠遠沒有達到外匯供求關系所要求的程度。匯率形成機制現在還很難突破,因為《中國人民銀行法》已經明確規定,我們的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就是穩定幣值,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對外就是穩定匯率,這就導致了現在的匯率形成機制過于剛性。

　　如果上升到更高層面討論匯率制度問題,就涉及觀念問題。站在央行的角度,它可能希望讓匯率更有彈性,不必管理得那么死。但是,其他的政府部門也許會有不同意見,比如從出口導向來說,商務部更希望出口、進口保持順差,因為它有職責保持進出口高速增長,以促進中國經濟健康發展。如果人民幣一次性升值20%,出口會不會受到影響？大家都沒有做過實驗。其實,從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到現在已經升值約25%,這并沒有導致中國的出口下滑。最近幾年的情況反而是,出口升幅非常大。但是,或許還有這種看法,人民幣緩慢升值沒有導致出口下滑,是因為還存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如果一步升值到位,甚至變成人民幣貶值預期,外儲一定會出現“怎么進來,怎么出去”這個趨勢。

　　在任何一個階段,任何一個政策,都有它的道理,外匯儲備的形成機制,不是一個原因造成的,而是一系列相互影響的綜合因素產生的結果。我們從外在的表現看,可能是因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導致外儲的猛增,但內在的原因可能是中國經濟長期的高速發展帶來了中國的經濟綜合國力的提升,帶來了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那么,目前我們所采取的緩慢、主動的升值策略是不是最優的？其實任何一個時間只能踏入一條河流,不可能做另外一個假設,假設一步升值到位,但是升值到多少算是一步到位呢？都很難說。

　　目前,我們處于一個非常尷尬的階段,由于外儲增長機制受多方面因素制約,很難采取某項措施或多項措施改變快速增長這個結果。我們看問題要有一個辯證的觀念,轉變觀念非常重要,一味爭論外儲的多少是找不到答案的,一味注重目前的匯率體制,也很難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不妨可以嘗試一個比較大膽的方法,《中國人民銀行法》要不要改？央行的最終目標要不要改？央行的貨幣政策到底能做什么？能同時做到管物價,管匯率,還要管經濟增長嗎？實際上,現在央行既管物價穩定,又管匯率穩定,又要促進經濟增長,而三個目標還存在尖銳的矛盾。我認為,央行的最終目標應該放在穩定物價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