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暴露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脆弱性，而這種脆弱性與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有直接關系。重新構建國際貨幣體系，實現多元化的貨幣體系格局是包括中國在內大多數國家的共同愿望。然而，改革國際金融結構實施難度很大，短時間內無法對現行的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做出根本性改變。區域金融合作雖然是有益的，但是在過去一段時間內進展緩慢。因此，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性得以凸顯。[[1]]人民幣如果能夠成為國際貨幣，不僅為中國從經濟大國轉變為經濟強國提供良好的貨幣環境和金融支撐，而且順應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改革的需求。全球金融危機以后，中國政府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雙邊貨幣互換、資本項目開放、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等方面取得較大進展。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道路上的里程碑事件。

　　在上述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問題引起了國際國內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與研究，包括人民幣國際化的時機、收益與成本、戰略目標與路徑選擇、程度衡量、前景測算、面臨的挑戰和發展方向等方面。[[2]]總體而言，既有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了較好的理論基礎與政策參考。然而，既有研究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制約因素與潛在風險關注的還遠遠不夠。而制約因素與潛在風險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順利推進又至關重要。為此，本文在簡要分析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歷程和現狀之后，運用相關理論重點分析人民幣國際化的制約因素與潛在風險，在此基礎上提出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應對策略。

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通過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境外貨幣自由兌換等方式走出境外，在境外市場被一國或多國所接受，承擔世界貨幣職能。中國在1996年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由于當時改革條件尚未成熟，在之后一段時間內，中國并未大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在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背景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美元大幅度貶值，使得全世界意識到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缺陷，各國必須協作構建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來減少美元作為霸權貨幣的影響。中國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時保持了經濟平穩增長和人民幣幣值穩定，使得人民幣在國際上具有良好的信譽和地位。人民幣國際化以推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為起點，同時在貨幣互換、資本項目開放和人民幣離岸市場等方面開啟了人民幣國際化的新篇章。

　　（一）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是指以人民幣報關并且以人民幣作為進出口貿易的結算貨幣。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不僅打擊了各國經濟，也造成了國際貨幣體系的劇烈動蕩。美元和歐元作為國際貨幣波動劇烈且具有明顯的貶值趨勢，中國作為貿易大國，如果繼續以這些貨幣作為跨境貿易結算貨幣，會對進出口企業帶來負面影響，最終影響中國經濟平穩發展。[[3]]

　　2009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等六個部委聯合發布《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決定在上海、深圳等試點地區的企業實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同時在港澳地區和東盟推行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卓有成效的基礎上，2010年6月19日，六部委聯合下發通知，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進行推廣。境內試點在5個試點城市的基礎上增加1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為試點地區，境外試點由港澳、東盟地區推廣到所有國家和地區。2011年8月24日，六部委再次聯合下發通知，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范圍擴大至全國。[[4]]

　　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推出之后，人民幣結算規模不斷擴大。2009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額僅為35.8億，之后不斷上升，2016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額為5.23萬億元。目前，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中貨物貿易占比較大，服務貿易占比較小。同時，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存在失衡狀況，大部分為進口結算，出口結算只占較小一部分，尤其是在2009-2014年之間。[[5]]一方面說明外國企業在跨境貿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比中國企業使用人民幣結算更為困難，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仍然處于推進過程之中；另一方面，進口貿易人民幣結算比例高，而出口結算比例更小，與升值期間資金在在岸市場與離岸市場間的套利活動有關。

　　（二）雙邊貨幣互換

　　貨幣互換，是指各國中央銀行之間以短期貸款的方式相互供應對方所需外幣的一種協議。貨幣互換雙方可以在一定規模內，以本國貨幣換取對方貨幣，將換取的對方貨幣注入本國金融體系，可以用于本國企業貿易和債務的支付。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東盟10國以及中日韓三國建立了10+3金融合作機制。2000年5月，10+3財長在清邁共同簽署了《清邁協議》，建立了區域性貨幣互換網絡。《清邁協議》是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第一項實質性成果，在維護亞洲金融穩定，平衡短期國際收支，防范匯率風險和金融危機，推動區域貨幣金融合作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6]]

　　簽訂《清邁協議》之后，中國先后與韓國、香港、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在更大范圍開展更多種類和更大規模的雙邊貨幣互換。截至2015年末，中國人民銀行已與33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協議總金額超過3.31萬億元人民幣。[[7]]雙邊貨幣互換規模的不斷擴大，不僅有利于規避匯率風險，促進雙邊貿易，同時有利于發揮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貨幣職能，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8]]

　　（三）資本項目開放

　　1996年，中國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第2款、第3款和第4款的義務，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在資本項目可兌換方面，中國一直采取循序漸進的開放措施。

　　在直接投資方面，中國積極推進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2011年中國人民銀行連續發布多個文件，針對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和人民幣境外直接投資的管理進行了詳細的規定。經過多年發展，人民幣外商直接投資成果顯著，以真實交易為背景的人民幣直接投資，促進了境內經濟發展。人民幣境外直接投資，成為人民幣海外投資的資金來源，擴大了人民幣在海外的流通規模和范圍。在證券投資方面，中國于2002年實施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制度，允許合格的境外投資者通過將匯入的外匯資產兌換成人民幣資產，在監管下投資于境內金融市場。2011年中國實施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RQFII）制度，允許合格的境外投資者以預設的人民幣額度投資于境內的證券市場。與此同時，中國于2002年實施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制度，允許合格的境內投資者投資境外金融資產。[[9]]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資本和金融項目交易分為7大類、11大項和40個子項。從40個子項目來看，目前中國已經有37個子項目達到可兌換和部分可兌換，距離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的目標越來越近。2015年，中國持續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中國內地與中國香港實現了基金互認，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銀行間外匯市場向境外央行類機構完全開放，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工作穩步推進。[[10]]

　　（四）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

　　隨著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不斷發展，在資本項目兌換受限制的背景下，需要有一個境外提供人民幣金融業務的場所來解決境外人民幣流通和交易問題。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設定位于中國香港，主要是考慮到香港是亞洲金融中心，經濟自由程度和開放程度高，金融體系和制度較為健全，并且和中國內地具有緊密的經濟聯系。[[11]]2003年，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金管局簽署合作備忘錄，香港開始辦理人民幣業務。2004年，香港率先成為提供人民幣存款、匯兌等業務的境外金融市場。2007年，中國人民銀行允許境內金融機構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第一筆人民幣債券由國家開發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2009年，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簽署了修訂后的《香港人民幣業務清算協議》，香港成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12]]目前，香港已經初步建立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體系，開展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跨境融資、人民幣債券發行等業務。

　　除中國香港之外，中國臺灣、新加坡、倫敦、法蘭克福、盧森堡等地也擁有一定規模的人民幣離岸存款，美國和加拿大等地也在積極建立人民幣離岸市場。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5年末，中國港、澳、臺地區和新加坡、盧森堡等主要離岸市場人民幣存款余額約為1.45萬億元。[[13]]

如上所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人民幣國際化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雙邊貨幣互換、資本項目開放、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等方面取得較大進展。這與這一階段所處的有利國際國內環境有關。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歐洲和日本經濟上面臨種種問題，世界各國均開始尋求幣值堅挺的新儲備貨幣，要求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呼聲也在不斷高漲，為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提供了一個戰略機遇期。從國內來看，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為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人民幣幣值的堅挺夯實基礎的同時，中國政府抓住這一戰略機遇期，采取從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到跨境投融資結算，最終推動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發展策略，[[14]]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盡管如此，我們也要清晰認識到，人民幣國際化作為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這一過程中仍有許多制約因素。具體而言，以下四個因素需要引起高度關注：

　　（一）中國經濟面臨不確定性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放緩。勞動力、土地和其他資源成本上漲，實體經濟運行面臨巨大壓力，大量中小企業倒閉。產業結構存在矛盾，部分產業存在嚴重產能過剩。存在政府債務和企業債務風險、房地產市場衍生的金融風險和資金外流風險。當前中國經濟基本面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給人民幣國際化帶來了內部風險。

　　（二）不具備與國際貨幣相匹配的金融市場體系

　　觀察國際貨幣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美國、英國、歐元區等國家和地區金融市場的發展是其貨幣國際化的重要基礎。在一定程度上，貨幣國際化表現為其能否在國際范圍內成為金融交易的媒介和國際金融資產。發達的金融市場，一方面為本幣計價的金融資產配置和資金流動服務提供國際范圍內的服務，另一方面為本幣計價的金融資產提供流動性充足的交易市場，從而吸引國際范圍內的個人和機構持有本幣計價的金融資產，推動本幣的國際化發展。因此，發達的金融市場和健全的金融體系是貨幣國際化的前提，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影響了貨幣的國際地位。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金融市場發展起步較晚，發展較為滯后。中國外匯市場還處于初始發展階段，在全球外匯市場所占的份額較小，日均外匯交易量相比倫敦、紐約和日本三大外匯交易中心而言較少，外匯期貨、外匯期權等金融衍生品種類較為缺乏。股票市場有待完善，市場交易量和上市公司數量與倫敦證券交易所、紐約證券交易所和東京證券交易所相比存在較大差距，股票、股指、ETF等衍生品交易尚未發展成熟。債券市場發展較為落后，尤其是國際債券方面，發展幾乎止步不前。[[15]]中國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較為落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幣成為國際化貨幣的要求。

　　（三）尚未實現市場化的利率和匯率形成機制

　　一國貨幣能否成為國際貨幣，是市場選擇的結果。這意味著，利率和匯率作為貨幣的價格，必須反映真實的貨幣供求關系，遵循市場的客觀規律。[[16]]

　　中國一直不斷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2015年，利率市場化改革取得關鍵性進展，對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等不再設置存款利率上限。[[17]]利率管制的基本放開并不意味著利率市場化改革已經完成。國際經驗表明，利率市場化伴隨的金融動蕩并不罕見，利率管制的放開帶來潛在金融風險上升。因此，需要采取充分而適當的監管措施。同時，貨幣政策也需要相應轉變。利率市場化之后，金融活動的擴張化和復雜化，使得貨幣總量越來越難以充當有效的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中國需要將貨幣政策框架從數量型向價格型轉變，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2005年，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為實現這一目標，監管層做了一系列努力。2015年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調整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強調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要參考上日收盤匯率。[[18]]此項改革使得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機制更加市場化，人民幣匯率彈性顯著提升。然而，實際的匯率形成機制和目標之間仍然存在差距，人民幣匯率依然主要參考美元，人民幣匯率彈性顯著低于其他主要貨幣，人民幣匯率改革依然面臨許多嚴峻的考驗。

　　（四）資本項下尚未實現自由兌換

　　國際貨幣的競爭力來自于其交易的便利性，交易的便利性不僅體現在貿易中，還體現在資金流動的便利性上，資金流動的便利性取決的于資本賬戶的管制程度。目前中國對資本賬戶采取較為嚴格的管制措施。關于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關系，國內學者的意見并不統一，分歧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理解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過程還是一個結果。[[19]]如果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過程，那么人民幣國際化從發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開始，只有當其發展程度可以承受資本項目自由兌換帶來的風險時，資本項目自由兌換才可以逐步放開。如果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結果，那么資本賬戶開放是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幣國際化并不需要資本賬戶的完全開放。某些已經實現貨幣國際化的國家，資本賬戶仍然存在部分管制。管制的實施是出于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穩定的角度考慮。

　　（五）現有國際貨幣的阻撓和歷史慣性

　　貨幣競爭是當前國家間經濟競爭的一種表現形式。如果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改變國際貨幣體系格局，對其他貨幣形成替代作用，必然會對其他國家產生重大影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過程，也是鑄幣稅、世界交易成本和外匯風險在全世界范圍內重新分配的過程。[[20]]現有的國際貨幣必然會對這一進程進行阻撓，各類競爭和博弈將持續出現。西方學者通過研究發現，國際貨幣的使用存在慣性。即人們傾向使用現行的國際貨幣。從當前使用的國際貨幣轉換到新的國際貨幣，要支付更多的轉換成本。只有當前使用的國際貨幣受到足夠大的外部沖擊，才有可能改變國際貨幣格局，并且這種改變需要一段積累過程，到達關鍵點之后，才能出現國際貨幣轉換的“傾覆現象”。[[21]]因此，國際貨幣體系的轉變并非朝夕之事。美元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國際貨幣，是由美國強大的綜合國力決定的，各國的使用慣性已經形成，短時間內難以改變，即使是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也沒有改變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人民幣作為新興國家的貨幣，在國際貨幣競爭中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上充滿艱巨的挑戰。

推行人民幣國際化的顯著特點是風險與收益并重，同樣也是眾多學者在展望人民幣國際化時主要爭論的問題。一國貨幣國際化的潛在損失主要來自于以下三方面：首先，由于國際貨幣地位的確立存在一定的必要條件，需要出臺相應的輔助政策，如資本賬戶開放和金融深化改革，一旦這些輔助的推行政策實施不當，則可能破壞國內金融體系的穩定，甚至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其次，本國貨幣的國際地位提升也可能為帶來該國帶來直接損失，如出于國際責任，該國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需要更加注重國際間政策合作和政策的溢出效應，因此政策的有效性和獨立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損；再次，貨幣國際化可能從多角度加劇經濟波動，例如伴隨貨幣國際化而生的匯率波動將給實體企業和金融機構帶來一定的風險暴露。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人民幣國際化給中國帶來的潛在風險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資本項目自由兌換可能導致國際資本流動加劇風險

　　人民幣國際化與資本賬戶開放之間并不能夠直接劃等號，但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需要放松資本賬戶的管制，使外國金融機構和投資者能夠進入中國金融市場，增加其持有人民幣資產的機會，完善人民幣的輸出和回流渠道。因此，人民幣國際化的潛在風險終究與資本賬戶自由化是有關的，而資本賬戶開放程度提高可能會導致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流動，從而對中國金融體系穩定造成威脅。[[22]]

　　從理論上看，“三元悖論”始終是相伴資本賬戶開放而生的問題，資本賬戶開放、獨立的貨幣政策和匯率穩定三者難以兼得，在這一方面中國也不例外。為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隨著人民幣國際的推進，資本賬戶逐步放松管制后，中國貨幣政策的調控能力和效果因此受到限制，央行對于貨幣總量和利率調控的難度將加大。

　　從拉美和東南亞等新興國家歷史經驗來看，在國內金融市場尚不發達的情況下，過快地實行資本賬戶開放，導致國際資本在短期內集中、大規模地流入，導致資產價格的飆升，形成資產泡沫，一旦國際投資者的預期轉向，大量資產被拋售，泡沫破滅帶來的損失將難以估計。中國作為新興國家，尤其需要警惕資本賬戶開放過快時帶來的資產價格波動加劇和金融脆弱性增加。由于中國當前資本賬戶管制水平仍然較高，外國投資者無法自由購置并持有人民幣資產，因此人民幣輸出主要通過出口商品或服務的支付結算實現，并通過外國直接投資或其他投資使人民幣回流，因此資本賬戶管制放松的直接影響可能表現為人民幣資產需求過旺，形成資本價格泡沫，同時未來人民幣貶值的概率將增加，金融周期或其他全球性因素將使國內經濟的波動性加劇。

　　（二）人民幣升值勢必導致出口企業的競爭力減弱的風險

　　人民幣國際化與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匯率和匯率預期之間存在著交互影響。[[23]]一方面，人民幣國際化的順利推行將刺激國際上對人民幣計價資產的需求，境外投資者調整人民幣資產存量時，外匯市場上對人民幣的需求無疑將更加旺盛，從而導致人民幣匯率上浮，并在國際上形成人民幣的升值預期，進一步放大了人民幣未來的升值幅度；另一方面，一定程度的升值預期也增強境內外投資者的信心，增強其對于人民幣計價的偏好，進而有利保證了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所以，在權衡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和收益時，匯率變動的影響必須要納入到考慮的范圍內。

　　雖然當前人民幣匯率處于貶值通道中，國際間的人民幣貶值預期仍然較強，但未來長期內，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升值效應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匯率升值的負面效應將主要表現在實體經濟的運行中。在中國仍未擺脫出口拉動的背景下，這一未來趨勢將注定對出口企業產生一定程度的不良影響。人民幣的升值將直接削弱出口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降低企業的創收能力，削減企業在產品創新和科研開發上的支出，阻礙了向創新型企業轉型的步伐，并可能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經濟增長的速度。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匯率的波動是雙向的，國際市場上人民幣貶值預期的調整速度同樣更加迅速，在匯率風險激增的情況下企業外債的負擔可能會更加沉重。因此，如何實行匯率制度改革，加快出口企業轉型，優化其資本結構從而最小化利益相關者的損失，是當前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思考的問題。

　　（三）離岸在岸市場的雙軌制可能導致匯率波動加劇風險

　　在在岸市場尚不發達的階段，人民幣國際化實施過程中離岸人民幣中心的迅速發展也會使國內金融風險積聚。隨著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高，人民幣在境外的使用范圍持續擴大，近些年境外離岸市場得到了迅速發展，尤其是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由圖1可知，香港離岸人民幣存款除2011年9月至2012年10月間出現回落，但自2004年起基本保持穩步增長的態勢，截止至2016年11月末，離岸人民幣存款余額已達到2026.1億元，對比2011年已經翻了一番。境外人民幣市場能夠為外國投資者提供了獲得人民幣資產的渠道，并對資本賬戶放松管制起到緩沖的作用，但是也為國際資本沖擊在岸金融市場打開方便之門，由此可能導致人民幣匯率波動加劇，并且也放大了“黑天鵝”事件對于投資者偏好的沖擊，一旦投資者采取減持人民幣資產的應對措施，人民幣匯率波動將進一步牽連人民幣資產的定價，從而使國內金融機構及企業將暴露在較高的匯率風險之下。

　　另外，雖然當前離岸和在岸市場仍為分割狀態，兩種定價體系呈并行狀態，但是隨著人民幣國債在香港的發行和人民幣債券指數的推出，二者的聯系也將逐漸加強。在國內利率市場化有待進一步推進的背景下，市場化程度較高、能敏銳捕捉供需變動的離岸市場在人民幣定價權上可能更顯優勢，短期內人民幣定價權將面臨旁落于離岸市場的危險，而美國的歷史則證明了定價權旁落于離岸市場的問題是存在的。由于美國1960年代實行的利率管制政策以及蘇聯當時持有的大量美元存款，監管寬松的歐洲美元市場得以迅猛發展，即使美國后期放松利率管制，國際美元銀團貸款仍以LIBOR為參照的。一旦人民幣資產的定價權旁落，市場化的離岸市場利率將反映于人民幣資產價格上，管理價格波動過于迅速的資產對于境內外金融機構無疑都是一種挑戰。

在當前全球經濟政治格局多變的情況下，面對種種阻礙和挑戰，確保風險可控應始終作為推行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條件，其次才是各項政策措施的協調配合。總體上看，繼續深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歸根結底取決于兩方面，即國內金融體系的深化和人民幣在國際貿易投資中的推廣。鑒于國內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與貨幣國際化的密切關系，加大國內金融改革的力度，合理安排各項改革的次序，實現各項改革的有序落實，不僅能夠助推人民幣國際化，而且將有效增強風險防范能力。在建設國內的同時，結合當前的國際背景，依托“一帶一路”建設，合理安排人民幣走出國門，豐富離岸人民幣金融服務的種類，承擔起國際貨幣相應的國際義務，從而使人民幣從區域主導貨幣轉變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

　　（一）依托“一帶一路”建設，完善人民幣循環機制

　　當前中國國際收支表現為經常賬戶順差、資本與金融賬戶逆差，由于資本賬戶管制，人民幣主要通過進口結算和對外直接投資輸出，并通過境外清算行、境外人民幣債券、跨境人民幣業務等渠道實現回流，人民幣的輸入輸出表現出對貿易結算和離岸市場的依賴。但是在當前人民幣處于貶值通道和資本外流，且在岸金融市場仍在建設中的局面下，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應充分利用“一帶一路”建設的契機，豐富人民幣輸入輸出渠道。

　　“一帶一路”建設在貿易暢通方面提出要在區域內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同沿線國家和地區構建自由貿易區；在對外投資方面提出要加快投資便利化，拓展相互投資的領域，消除投資壁壘。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開展，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從貿易活動、投資活動和金融平臺三方面得到借力發展[[24]]，其主要表現在如下三方面：首先，在貿易和投資環節中，均可以將人民幣作為計價和結算貨幣，增加貨物貿易、服務貿易項下的人民幣跨境使用，從而刺激人民幣的國際需求；其次，在該種交易和支付屬性的基礎上，通過搭建良好的金融平臺延伸出人民幣資產的投資屬性。豐富人民幣資產種類，如人民幣結構化產品、人民幣保單、人民幣計價債券基金等，拓展以人民幣為媒介的金融服務，提供人民幣計價的融資業務，并為各類主體在銀行間市場發現熊貓債券提供更多便利；最后，境外人民幣可通過投資國內或購買人民幣債券等方式流回，從而完成人民幣在國際間的循環。

　　（二）注重在岸金融市場建設，平穩有序放松資本賬戶管制

　　當在岸金融市場建設滯后于離岸金融市場時，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可能使國內金融體系難以抵御資本流動的沖擊，從而導致金融脆弱性增加，削弱了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因此，應予以國內金融體系建設足夠的重視，協調好金融改革和資本賬戶開放的關系，才能促成人民幣國際化得到更好的落實。

　　首先，應當考慮的是各項改革的次序問題。雖然近些年來人民幣國際化與國內的各項改革幾乎是同時并行的，但改革的速度和最終完成的時間不同，人民幣國際化實現的效果也將不同。本文認為，為更好地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國內金融體系各項建設同時并重時，應秉持如下原則：首先，增強匯率的靈活性，且先于資本賬戶開放。自“8×11”匯改后，2015年12月11日，外匯交易中心進一步發布人民幣匯率指數，加大了人民幣匯率對一籃子貨幣的參考力度，強化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體現出對于市場供求、保持對一籃子貨幣基本穩定和市場預期三者的兼顧。人民幣定價機制和錨定對象的改革都使得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增加，對市場供求變動更加敏感，從而為日后資本賬戶開放提供了良好的緩沖機制，有助于降低未來資本流動的沖擊程度，接下來，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定價機制，提高人民幣的國際競爭力，增強市場供需對決定匯率的力度，擴大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區間，提高匯率的彈性。對于外匯市場的各種變動予以適當干預，甚至可以采取一些宏觀審慎措施，使人民幣匯率能夠基本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從而更好地化解未來資本流動的負面影響，避免資本賬戶開放后中國實體經濟受到較大沖擊。

　　其次，處理好資本賬戶開放與金融體系改革的關系。人民幣國際化初期的主要路徑為貿易結算，并不依賴于資本賬戶的開放，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入，資本賬戶開放程度提高將逐漸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必要條件，在此之前，應實現國內利率市場化改革和金融市場建設，充分依靠市場力量。其主要包括：增強利率市場化程度，健全市場利率的定價機制，培養完善基準利率體系，維護金融業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使各金融機構呈現分層有序的定價格局；推進金融產品多樣化、創新化，推行大額存單的交易，豐富其種類；在平穩、審慎的基礎上放松金融管制，建立起能夠提高對沖機制、定價合理、多層次的金融市場，平衡中國金融體系結構。

　　再次，保證資本賬戶開放有序、漸進推進。資本賬戶的可兌換應當按照“成熟一項、推出一項”[[25]]的原則予以推進，提高資本賬戶項目下人民幣兌換的自由程度。一方面，逐步提高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程度，擴大境內外合格投資主體范圍，放松投資額度限制，逐步取消資格審批和額度審批；另一方面，放松資本賬戶管制并不等于放松監管，應著重完善相關監管體制、法律法規和會計準則，針對跨境資本流動構建有效安全的預警體系，從而形成宏觀審慎的管理框架。

　　（三）加強國際間金融合作，主動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

　　隨著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應愈發注重與其他國家的金融合作，承擔起相應的國際責任，為接下來人民幣國際化營造合作共贏的國際環境。在人民幣國際化的推行過程中，國際間合作首先表現為中國中央銀行與他國貨幣當局的貨幣合作，中國應在保證資金安全的基礎上，不斷改進互換機制，更加充分、高效地發揮人民幣交易、結算、支付等職能，同時繼續擴大貨幣互換的對象范圍及金額，從而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入實施。

　　另外，借助“一帶一路”戰略的協同效應，加強與周邊國家的金融合作和政策協調。一方面，對于貿易頻繁的周邊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應逐漸轉向金融方面的相關合作，例如共同參與亞洲債券市場的建設，加強其協調性，統一合作規劃，實現亞洲債券市場的融資高效化和合理化[[26]]。并且中國應承擔起經濟大國的責任，具備穩定區域性金融市場的意識，充分考慮國內貨幣、財政等方面政策的溢出效應，降低自身政策對其他國家的沖擊，在區域內各國之間協同發展的基礎上，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使人民幣逐步演變成為區域內的主導貨幣，進而發展為國際上主要儲備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