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了，其做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中國改革和發展之路，深入分析該決定，筆者有一個相當清晰的印象：中國此次變革思路借鑒了新加坡的模式。

　　眾所周知，新加坡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極少數躋身發達經濟體者。它的成功，除了作為馬六甲海峽咽喉的獨特地理優勢外，更重要的是由它基本發展模式所保障。其模式一句話可以概括：經濟上相對自由市場化，而政治上高度強勢集權。在經濟上，它是自由貿易港，無論各國資本都得到同等保護，按照統一市場規則競爭；在政治上是集權而強權的，長期一黨執政，李光耀作為總理執政新加坡達32年之久，其子李顯龍是現任總理，其吏治森嚴，對于官員貪腐毫不留情，使其成為全球華人主導地區中官員最清廉的。對于破壞社會公共秩序的，新加坡管理也極為嚴厲，隨地吐痰、涂鴉不僅將被罰重金，嚴重的要遭受鞭刑。

　　新加坡在政治上的集權，以及給予官員貪腐和不良社會風氣的嚴厲懲罰，雖然在全世界范圍內有著廣泛爭議，認為其不符合西方式的政治文明和社會范式，但歷史證明了它是成功而有效的。

　　本次三中全會的決定與新加坡模式有頗多相合之處。

　　在經濟上，最重要的一個突破是市場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而不是原來的“基礎性”作用；在強調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的同時，也強調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在此指向下，推進水、石油、天然氣、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價格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利率市場化、資本項目可兌換將被“加快”；以上海自貿區為代表，中國經濟將更加開放。土地流轉意味著中國最后最重要的一塊資源也將市場化。

　　不過，對于資本項目可兌換如何“加快”——是2015年前就全面放開，還是到2020年全面改革基本到位時？土地流轉租賃主體是誰——是種糧大戶還是城市資本乃至外資？則在實際操作中仍將繼續爭議。本人認同著名貨幣專家余永定先生的觀點——資本項目可兌換要在國內改革基本成功后才能全面開放，否則內患仍在，外部市場沖擊可能使國內改革失敗；對于土地租賃主體，本人認為應以種糧大戶為主，他們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誠意是經過時間考驗的。

　　某些人士對此次決定強調公有制為主體的表述不滿，認為沒有達到他們國有企業全部或大部分私有化的訴求。其實，在新加坡，國有資本長期起到重要作用，比如聞名于世的淡馬錫投資公司成立于1974年，是新加坡財政部全資擁有，專門經營和管理新加坡政府投入到各類國有企業資本的國家資產經營和管理公司；公司以控股方式直接管理著23家國有企業，間接管理或控制的企業達到2000多家，在金融、電信、傳媒、能源、公共事業、基礎設施與工程、運輸與物流等產業領域，都有較大的發展。其所控制公司的營業額占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的13%，成立30多年來，淡馬錫的經營業績是凈資產收益率年平均超過18%，給國家股東的年分紅平均超過6.7%。

　　在經濟上更加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同時，此次決定強化了黨中央對政治經濟決策的常規性領導，強化了對地方政府和官員的體系性監督。

　　官員貪腐歷來是一個政權、一個國家和社會的心腹大患，官員既得利益擴張不能受到有效遏制和懲罰，勢必不斷侵犯社會公眾的合法權益，對公眾和社會進行涸澤而漁；同時會向外部勢力出賣國民和國家利益以牟取私利。官員的貪腐墮落勢必導致社會價值觀的畸變，進而引發社會風氣每況愈下。最終會造成政權、國家和社會的災難。

　　而在當今中國現狀下，通過建立和保障對官員的體系監督，是最現實有效的方法。決定就此取得了重要的階段性成果，表現在三個方面：

　　——推出了兩個特別重要的機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前者使得改革有了一個最高層次的決策機構，形成推動改革的絕對權威，這比某些人士呼吁恢復的體改委更高了一個層次，如此方可以破解阻礙改革的各種條條塊塊的既得利益；后者成為捍衛國家全方位安全的最高機構，可以統籌指揮國家機器的各種力量，在當今日益復雜的國內外諸多挑戰中保衛政權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過去政治體系中有一個缺陷，即常常一些部門成為法規的起草人，難免首先保護和擴張部門既得利益，增加種種審批權。此次《決定》要求:“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健全立法起草、論證、協調、審議機制，提高立法質量，防止地方保護和部門利益法制化。”這為今后取消部門草擬法規權，人大成為法規起草者，人大的獨立立法權得到增強埋下伏筆。

　　——紀檢、司法將更加獨立和強大。《決定》要求：“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這將使司法得以較大程度避免地方的掣肘；決定要求“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線索處置和案件查辦在向同級黨委報告的同時必須向上級紀委報告”，從而更加明確了紀委工作由上級紀委主導的原則，使紀委的工作能較少受到地方的影響。

　　以上思路如果能夠得到落實執行，將使執政黨最高決策者統一領導下的更加獨立的多條線相互監督的體制得以形成，將使對官員的監督更有力度更有制度保障，有利于中國向新加坡式的清廉政治環境進步。不過，鑒于中國比新加坡要大很多，官員層級更多，僅自上而下的強力監管是不夠的。本人建議適時擴大基層人民民主，可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將村級民主直選擴大到鄉鎮級，直接選舉縣鎮人大代表，鄉鎮人大直接選舉鄉鎮長，并給鄉鎮政府定職能、定編制和定開支。

　　總而言之，三中全會取得了重大的政治成果，政治上，強化對官員的體系性監督；在經濟上更加自由和市場化，有利于社會各方面的活力充分釋放。

　　誠然，現實的挑戰仍然是非常嚴峻的，既有的發展模式在動力充分釋放后，其弊端在過去30年來不斷積累；當今人類社會對地球有限資源的爭奪也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激烈的程度。故此，三中全會的決定讓國人看到了希望，但未來仍將任重道遠。

　　（作者為本報主筆，中華元智庫創辦人，聯系郵箱ztb600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