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前在紐約和金融圈的一些朋友聊天時談到，如果一個社會越來越多的精英分子都投身金融行業，利弊到底如何？眾說紛紜，沒有結論。

　　近讀國際清算銀行去年的年報，其中一個“專欄”指出，一般認為，GDP增長率的提高與金融部門的規模擴大是聯系在一起的，金融部門規模擴大了，那些融資困難的部門可以從中受益。但實際的經驗卻表明，由于信貸和資產價格的迅速增加可能推高金融部門的利潤率，會導致資源從別的行業轉移出去，反而會使和金融業一樣嚴重依賴高技能勞動者的行業（如制造業和研發投入高的行業）受到不利影響。

　　國際清算銀行今年1月的另一份報告指出，當眾多的科學家、工程師和數學家都轉向金融業，會出現一個巨大的智力錯配問題（misallocation of brains）。研究表明，“研發密集型”的產業，在金融發展迅速的國家，比起金融不太發達的國家，其增長速度要慢1.9到2.9個百分點。

　　一段頗有警示意義的故事發生在美國。1993年，美國國會終止了對“歷史上最大的科學研究項目”——超導超級對撞機（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簡稱SSC）的投入。該項目1992年在得克薩斯州建成并投入使用，耗資已數十億美元，不僅是美國高能物理領域對未來的最重要投資，技術溢出效應也十分明顯，對多個相關行業具有帶動作用。但審計總署的審計稱，項目超支，進展滯后，加上科學家和工程師強調的好處不被多數議員認同，只好下馬。

　　夢想破碎的科學家們，開始被利益所驅動，紛紛轉入華爾街成為金融工程師，把數學和物理的專長轉而用在建立量化投資模型和設計復雜衍生品上，并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場危機帶來的損失上萬億美元計，幾百倍于1993年終止的SSC項目。

　　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基礎手段。勞動力是一個市場，智力資源的配置當然受市場影響。問題是，市場配置的結果，是不是都是一個國家長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最優解？是不是都是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最優解？在紐約那次爭論中，我們找不到答案。如果沒有市場選擇這個錨，誰能告訴我們答案？但如果市場的矯正，必須要以支付巨大的代價和社會福利的普遍損失作為前提，為什么我們不做些提示和預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