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危機促成溫州試驗。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批準實施《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下稱《方案》）。

　　從提出設想到擬定上報，獲批，溫州試驗推進迅速，耗時僅半年。《方案》中定下12項任務，涵蓋規范發展民間融資、金融機構準入、個人境外直投以及金融產品創新、信用體系建設等方面，描摹了一個多元的金融體系，為金融業的對內開放打開了一定空間。

　　其中釋放的最強烈信號，莫過于對當地活躍的民間金融充分肯定，并承認溫州問題在全國具有代表意義，決心探索解決這一問題。

　　當前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不乏進退猶疑，在外部性強、壟斷度高的金融領域尤其如此。溫州試驗消息傳來，浙江省副省長、中共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將其稱做一次“再出發”。

　　不過，相比于溫州上報的方案，國務院批復的《方案》回避或模糊了利率市場化、開放民營銀行這兩項外界期待頗高的嘗試，顯示出高層在核心問題上仍然存有顧慮。這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溫州改革的“試驗”意味。

　　與《方案》本身相比，后續細則的制定和落實更為市場期待。它將決定溫州改革會否是一道前途光明卻沒有現實路徑的“玻璃門”。

風雨再出發

　　試驗緣于迫在眉睫的現實風險。

　　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提出始于去年10月。以發達的民營經濟和民間金融聞名的溫州，在去年下半年宏觀環境的連續沖擊下，呈現飄搖之勢。資金鏈斷裂、老板跑路甚至自殺的新聞，不時現諸報端。長期以來沒有“身份”的民間金融如再不被正視，溫州將面臨崩盤的可能。

　　江浙是中國民營經濟發祥之地，也有著悠久的民間借貸傳統，溫州尤為典型。基于人際關系、盤根錯節的民間借貸，在中國正規金融體系中一直難以獲得承認，成為巨大而不透明的暗盤。但正因為其“隱身于地下”，所以幾乎完全市場化，能靈敏而準確地反映資金供給情況。因此，里昂證券在持續追蹤溫州基礎上發布的民間借貸調研報告，也成為資本市場上響當當的產品。

　　中金公司分析師毛軍華和羅景去年10月的報告在央行統計基礎上估算，溫州2011年截至二季度民間借貸余額為1100 億元，據此推算2011年同期全國民間借貸余額約為3.8萬億元，占中國影子銀行體系總規模約33%，相當于銀行總貸款的7%。

　　來自央行的統計略顯保守。里昂證券去年6月的民間借貸調研報告引用資金掮客的估計，稱溫州的民間未償貸款總量可能達到7000億元到9000億元，年化利率66%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其中，60%-70%的貸款進入企業用于運轉或償債，個人借貸主要用于炒股和炒房。

　　截至今年3月20日，溫州市銀行業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余額6757億元，人民幣貸款余額6261億元。如按里昂證券的調研，溫州金融的體外循環，已接近“正規軍”的體量。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院長胡必亮在今年2月赴溫州調研后，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溫州的民營企業及經營者幾乎全部參與民間金融，80%以上的居民參與了民間金融，政府官員基本上全面參與民間金融；近年來借貸利率不斷創新高，折成年利率后普遍達到25%以上，有的甚至高達100%以上。單筆借貸數額不斷提高，出現了不少億元以上單筆借貸，有民營老板跳樓自殺，更多人一走了之。當地企業家認為目前問題是冰山一角，如處理不當，會有更多嚴重問題。

　　胡必亮的判斷是，這場民間金融危機不僅是溫州的地方危機，“而是目前改革發展階段所要解決的極其普遍、十分重要而又非常難以解決的關鍵性問題，即在外資進入不多、國家投資很少、金融管制很嚴、企業家精神又很強、經濟發展勢頭也較盛的地區，究竟如何認識和發展當地民間金融問題”。

五個月成型

　　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在微博上介紹說：“溫州的金融改革從1980年10月蒼南縣金鄉農村信用社實行存貸款浮動利率開始，到今天已經32年。這種基層自發的金融改革現今已不適合。”

　　溫州的民間金融問題之所以這幾年集中突顯出來，胡必亮認為，原因之一是溫州民間金融的制度化安排近些年大大減弱了，即政府允許民間金融活動以一定的組織形式公開開展金融業務的程度，比改革開放初期總體上是降低了。較之以前，更多的民間金融從地上轉入地下，利率逐年升高，風險不斷增大。

　　對此，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在微博上表示，金融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將基層改革的積極性與頂層設計相結合，以此推動金融改革深化。

　　2011年10月4日，溫家寶總理在浙江調研期間，溫州方面就提出設立民間金融改革試驗區的想法，希望將民間金融機構納入監管軌道、降低市場利率和風險，引導民間資本早日實現“陽光化”。這個想法得到了認可。隨后，在溫州提交方案的基礎上，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提出修改意見，并征求7個部委（包括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商務部、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參考意見。此間，國務院四位參事經過實地調研，形成書面材料，四次上報國務院，兩次面見溫家寶總理，提出應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先行先試。至3月28日在國務院常務會議獲批，僅五個月的時間，一份涉及區域金融體制改革、民間資金疏導的試點方案成型。其第一項任務就是“規范發展民間融資。制定規范民間融資的管理辦法，建立民間融資備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間融資監測體系。”《方案》也明確指出，以解決溫州問題，引導民間融資規范發展為導向的金融綜合改革，“不僅對溫州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而且對全國的金融改革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探索意義”。

　　據了解，在綜合試驗區獲批后，浙江省將成立“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領導小組”，負責對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方案的實施指導和幫助協調推進工作。溫州市也將成立由主要領導任組長的“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協調小組”和若干工作推進組，協調和推進各項改革的具體推進工作。

　　一系列改革細則或將陸續出臺。“如果說前段時間各部門齊心協力為試驗區批復而忙碌，那么，從現在開始要為一攬子項目推出而忙碌。”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在微博上表示。

“關鍵兩項”缺失

　　胡必亮將“實行利率自由化” 和“一步到位，即允許符合條件的民間資本直接從事所有的銀行業務”稱為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的關鍵兩項。但前者在國務院批復的《方案》中未獲批準，后者則表述模糊。

　　巴克萊資本亞洲首席經濟學家黃益平表示，對此次溫州金融改革，他較為關注利率放開的問題。“為什么一些正規金融機構不做中小企業，而是民間機構在做？說明進入正規系統以后可能就做不了，或者制度不鼓勵它做。”黃益平指出，溫州很多民間借貸利率都是16%、17%，正規系統亦能達到，但存款利率不能靈活，籌資成為問題。因此，“利率是一個比較大的限制。”

　　溫州此前申報的方案中提到，有限度地放開銀行機構存貸款利率，縮小正規金融與民間金融之間的利率雙軌制差距，指導新型金融組織實施規范的市場化利率。各類貸款利率在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法定貸款利率4倍內可以自由浮動，由借貸雙方自行議定。

　　“以地方法人金融機構規范的市場利率和新型金融組織靈活的市場化利率，引導民間借貸利率，影響國有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利率，逐步邁出利率市場化步伐。”申報材料顯示。

　　但利率市場化在最終批復的《方案》中被去掉。世界銀行東亞太平洋金融發展局首席金融專家王君對財新記者表示：“要使金融體系真的發揮作用，定價是關鍵的一環。這么重要的一個東西卻不試了，效果可能要打折扣。”

　　其次，申報資料中，溫州希望在江浙民資期盼已久的民營銀行方面捅開一個口子，申請“開展以民資和僑資為主的溫州民營銀行試點，為大量民間資本提供投資渠道和專業服務”。《方案》對此的表述則為“鼓勵和支持民間資金參與地方金融機構改革，依法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制為村鎮銀行。”上述表述，從政策層面肯定了民間資本可發起新型金融組織。

　　“從積極的角度去看，不需要規定可以做（民營銀行），只要規定一些政策，溫州得到這個信號，就可以突破。”原溫州市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現溫州市經濟學會會長馬津龍對財新記者解讀道：“村鎮銀行全國多的是，如果堅持現有的銀行控股，就沒有任何意義；如果把（銀行控股）這一條抽掉，內容不一樣了，就是我們說的小銀行。”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原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部務委員會副主席焦瑾璞也認為，如按照現行辦法，小貸公司轉為村鎮銀行基本不可行，“比成立一家新的村鎮銀行還難”。他認為：“必須要拿一些新的思路出來，大幅度降低準入條件。鼓勵創新，培育創新，適當放權，打破條條框框。”

　　不過，王君認為，《方案》整體“重機構”，忽視了現有金融機構無法發揮作用的最關鍵因素。“最重要的是金融機構沒有符合中小企業需要的貸款產品，從根本上說，無論大的小的機構都是官辦色彩較濃，聽命于政府和監管當局，沒有自己的價值體系和風險管理體系。”他主張溫州“應該拿兩家（金融機構）出來，在法律范圍和審慎指標內真正市場化運行” 。

　　黃益平則認為，還應該設置一定的政策區隔，保證中小金融機構長期服務于地方和中小企業。

　　“中小金融機構過去也在發展，但是只要做得比較好了，就會想做大。這說明市場競爭還不夠，做大相對比較容易，只要抓到國有企業大型企業，光賺利差就很容易，誰愿意冒很大的風險去做中小企業？”他說。“中國金融體系的問題在于，大的很大，中型的也很多，小的很缺。不能限制人家變，但要在不同的政策框架下做，可以重新申請執照。”

　　而這些具體構想能否實現，則取決于《方案》的后續實施細則的出臺。

　　“在金融改革方面，綜合試驗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提出很多方向性的東西。這些政策很好，關鍵是有些部門要認真貫徹落實，盡快拿出實施細則。”焦瑾璞說，“不能再給大家形成玻璃門，前面一片光明，就是沒有出路。”

　　而一位不愿具名的金融專家則指出，“‘十二條’都是在以前的文件中反復提過，匯總出來的，了無新意。執行起來，一看中央的意愿，二看溫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