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普世價值

　　“中國模式論”對普世價值的態度從用特殊性來消解普遍性(“特殊論”)，轉變為用“中國價值”取代 “啟蒙價值”(“取代論”)。“中西之爭”的本質是“古今之辯”。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文化、歷史，但就社會形態而言，這些差異不足以消解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區分。普世價值體現的是人的價值，它不因人種、國別的不同而失去意義。特殊性是相對于普遍性的存在而存在，沒有普遍性也就沒有特殊性。普遍性并不排斥多元和特殊性，恰恰相反，普遍性是對多元和特殊性的通約，正是多元和特殊性的存在和互動才使得普世價值有了更大的包容并不斷獲得新的活力。因此，“特殊論”是一個偽命題。

　　“中國模式論”認為中國的崛起、西方的衰落預示著“中國價值”將會取代“啟蒙價值”成為一種新的普世的典范。我近日寫的《是制度缺陷，還是制度創新 — 對“中國模式論”的質疑》一文中對支撐“中國模式論”的論據做了回應。我認為，這些論據所表明的恰恰是需要改革的制度缺陷而不是制度的創新。“取代論”的另一方面的論據是對“啟蒙價值”的解構和對現代西方社會的批判。自歐美進入現代性社會后，這種解構和批判就從來沒有停止過。這首先是因為現代社會本身就存在“病態”和危機，問題的核心是這個“病”是不是不可醫治的？這個危機是不是不可拯救的？這些問題是因從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而產生的，還是轉型后現代社會所遇到的新的問題？

　　韋伯曾用“形式合理”與“實質合理”或“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來揭示現代社會的問題，我想這也是“病”和危機的深層根源。這一對基礎矛盾的存在表明西方現代社會遠不是一個人類追求實現的“理想王國”，因而人類的這種追求并未走到終點。從理想回到現實，我們所構建的社會能夠擺脫或化解基礎性矛盾的存在嗎？我以為，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的二元結構是一種常態，人們的觀念、制度的構建要接受這樣一組二元結構的存在。我們能做的是在二元張力中尋求平衡并建立自我調節的機制。這種二元結構也同樣反映在啟蒙價值中，如自由/秩序、民主/法治、個人權利/國家利益、理性/理想和奉獻、權力的制衡/效率、公平/效率等等。在這個意義上講，“啟蒙價值”本來就是一組具有張力的二元結構。當然，在這個二元結構中，前者是更為核心、更為基礎的要素。“中國模式論”則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來代替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而不是在兩者之間尋求均衡。它所反映的是“意識形態化”的復歸，是對普世價值和現代性社會的誤讀或曲解，是拒絕普世文明的狹隘民族主義。因此，“取代論”是一個危險的命題，而秉承普世價值，開創中國道路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命題。

　　(本文系作者2010年7月4日在北京召開的《啟蒙與中國社會轉型研討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