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代論”是一個危險的命題，而秉承普世價值，開創中國道路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命題

　　秦曉 招商局集團前董事長

　　當代中國語境下的啟蒙

　　這次討論會的主題是“啟蒙與中國社會轉型”。我們所講的社會轉型不是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如工業化程度、城鎮化率、人均GDP等，這些經濟、物質指標是發展中國家轉變為發達國家的標志。我們所講的社會轉型是指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核心價值觀支撐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為制度架構的現代民族國家和社會形態。

　　發端于17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是人對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擺脫了精神上的束縛以后，人可以運用自己的理性保護個人的權利，實現個人的自由。在此以后，以自由、理性和個人權利為核心的“啟蒙價值”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當代“普世價值”就是“啟蒙價值”經過人們幾百年的認識和實踐演化而成的。

　　自晚清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走過了100多年，其中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前者是用科學和民主的力量對長期統治中國的儒家綱常秩序的顛覆，后者是對斯大林、毛澤東模式的拋棄。這兩次思想啟蒙運動在中國社會轉型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中途都發生了路向的改變，前者為“救亡”所淹沒，后者則轉向以“民富國強”為目標的現代化進程。

　　進入本世紀后，中國經濟崛起，但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可持續，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日益凸顯。這個現象表明，中國的問題應從社會轉型的角度來認識和解析，或者說，當代中國的問題不是現代化建設的問題，而是現代性社會構建的問題。面對這個重大問題，中國社會、特別是精英層出現了激烈的交鋒，交鋒的核心是“普世價值”還是“中國模式”。“中國模式論”所宣揚的是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支撐的經濟發展路徑、國家權力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它的本質是對普世價值的拒絕。這一指向是對中國以現代性社會為目標的轉型進程的偏離和倒退。這是一個關乎中國前途和命運的道路和方向的問題，我們不應對此視而不見、聞而不言。

　　“中國模式論”的出現有其復雜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思想背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得把“大國崛起”作為目標的“中國模式論”找到了依據；民族主義始終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難以拒絕又難以歸順理性的因素；經濟表現已成為中國當今政治權力正當性的來源；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論和由此導出的階級斗爭唯物史觀至今仍是許多人認識中國和世界問題、判定價值觀和制度的主要思維方式。

　　今天，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重提啟蒙，回應“中國模式論”的挑戰首先就要從它的思想基礎入手，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化”進行反思，解除束縛，使我們對中國與世界、歷史與未來有一個更理性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