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意識形態化

　　30多年前，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之后，中國人民和中國政治領袖毅然拋棄了斯大林、毛澤東的模式，選擇了改革、開放之路。人們經常將此后的進程描述為“經濟轉軌”，其實，轉軌所遇到的最大障礙是觀念的轉變和利益的調整。就前者而言，問題的實質是如何擺脫“意識形態化”的束縛。在這個意義上講，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是與去“意識形態化”同行的。

　　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是一位去“意識形態化”的勇士和偉人。他在一些歷史關鍵時刻的立場、觀點和相關論述中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比如：“實事求是”、“不爭論”、“貓論”、“摸著石頭過河”、“發展是硬道理”、市場和計劃只是配置資源的方式，不存在“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三個有利于”等。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按要素分配，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也都顯示出去“意識形態化”的努力和繼續。

　　當前，去“意識形態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恩格斯將之與達爾文進化論并列，認為他們分別揭示了人類社會和生物界的發展規律。自馬克思提出后，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又做了新的闡述，最終形成了特定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這種唯物史觀認為階級斗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惟一動力，階級斗爭可以改變社會的經濟基礎進而建立新的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并據此對社會形態做了劃分。在中國，“姓資”、“姓社”的劃分、對公有制和國企的認識、對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體制的階級屬性的認定，都反映出這種唯物史觀的影響。

　　傳統觀點詮釋的唯物史觀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單一因素、單向的決定論，即“經濟決定論”。在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中，各種相關因素是一種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的互動關系，在不同的條件下每種因素對其他因素的影響作用不同；同理，文明的演進也是諸多因素互動的結果，排除其他因素，把經濟基礎—階級斗爭作為惟一的決定因素，在理論上不能成立，在實踐中也無法證明。

　　“中國模式論”的興起是“意識形態化”的復興，它試圖逆轉鄧小平開啟的去“意識形態化”進程，將這些主張或工具化或重新披上意識形態的外衣。“意識形態化”曾經是中華民族近現代歷史上的一個沉重的包袱，現在又成為橫在我們社會轉型之路上的一座大山，甩掉這個包袱、越過這座大山是當今重提啟蒙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