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的制度化、道德化和異化

　　中國近現代史的主題是尋求自身現代化的模式和道路，“中西之爭”和“古今之辯”構成了這一主題的二元敘事結構。期間，各種主義、思想紛紛登場，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之后，激進主義逐漸占了上風。上世紀初，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后經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幾次變身，形成半個多世紀中國思想的主流。論從史出，基于中國近現代歷史、特別是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我們可以說，這一主流思想帶有較強的激進主義成分。從思想譜系上看，激進主義的主要特征是對傳統的顛覆，對經驗的拋棄，對普世價值的拒絕。顛覆、拋棄、拒絕之后留下的是什么？或者說激進主義的思想資源來自哪里？我認為來自一種烏托邦式的政治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影響文明、社會和人們價值取向、行為選擇的一套敘事是近兩百年出現的。歷史上第一個提出這個概念的是法國人特拉西(A.D.de Tracy)。特拉西把意識形態視為“觀念的科學”， 試圖像牛頓那樣，遵循幾個簡單的法則所確定的模式，證明現在和將來的一切事實。特拉西的論述中表現出濃厚的科學主義和主體論思維。

　　在拿破侖時代，意識形態逐漸從“觀念科學”中脫離，進入世俗，并與政治學說(當時的自由共和主義)相聯系。在此之后，政治意識形態對西方產生過重大影響，如法國大革命、德國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冷戰、小布什的新保守主義等。本文論述的重點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中國政治意識形態的脈絡要追溯到馬克思。馬克思一開始將特拉西的思想看作一種“唯心主義”哲學，隨后又將意識形態納入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上層建筑，并從階級的觀點，揭示精神勞動者的階級本性是通過意識形態的構建，為現有秩序提供思想上的辯護。由此看來，馬克思后期反對的不是意識形態，因為他本人就是一位意識形態的大師，他所批判的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列寧的意識形態觀就更為清晰了，他把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看作階級斗爭的武器。

　　斯大林和毛澤東使政治意識形態完全制度化、道德化并作為執政合法性的基礎，形成了“道統”和“法統”的合一。在這樣一個“意識形態化”的社會里，國家利益、革命成為全民最高的利益。馬克思作為啟蒙之子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被異化了。斯大林的“肅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布爾布特的“大屠殺”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悲劇，在某種意義上講，“意識形態化”是悲劇的根源。

　　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會宣稱它是關于世界的惟一真理，是一套可以解釋歷史、現實和未來的科學體系，是對人類文明的哲學思考，是動員和凝聚社會的精神力量，是理想社會制度的設計藍圖，是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最高道德典范。

　　正如愛德華·希爾斯 (E.Shils) 所說，“科學現在不是，從來也不曾是意識形態文化的一部分。事實上，在科學中起作用的科學精神與意識形態相去甚遠。”科學精神的主要元素是價值中立、經驗、懷疑、邏輯自洽，它與非科學的區別還在于它是可以證實或證偽的。而意識形態則像道德、美學和宗教一樣，是一種價值導向的、主觀的、感情化的信仰，盡管意識形態也被包裝成一種理論模式，但它不具備科學的屬性，是一種“非科學”。

　　作為“意識形態化”的政治制度，它與現代政治理念是對立的。“意識形態化”的社會往往導致專制，它將持有不同觀點、思想的人視為必須批判和消滅的“異教徒”。這與現代政治所應具備的民主、法治、多元、自由、開放、寬容和理性是完全不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