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系列文章之一

　　現在議論“中國模式”變得很熱鬧。有人說已經有了這么個模式，有人說還沒有。在說有的人中，有的說這是個好模式，有的說它是個壞模式。而在說好的人中，有人說它可以推廣，有人說它只適合我們的特殊條件，不宜到處鼓吹。而所有這些爭論的前提，就是所謂中國模式究竟是什么？

　　什么是“中國模式”？

　　我覺得中國當然不是事事特殊，它的增長有些因素是共通的。比方說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世界上都不只中國有，就是兩者結合的“第三條道路”、“中間道路”、“中左”、“中右”乃至“混合經濟”，也幾乎可以說是普遍現象——畢竟現在“純資本主義”或“純社會主義”在這個地球上可以說都找不到，各國都可以說是混合經濟，而且從更多點資本主義到更多點社會主義的各種不同混合比例都可以見到，我們談不上有什么特別。

　　當然，中國也有一些特點，無論叫它“中國特色”、“中國道路”、“中國經驗”還是中國模式，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出來的概念。而這個比較的主要參照系，應該說就是西方。無論是所謂“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的對舉，還是“中國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的說法，說的都是中國與西方的不同。

　　問題在于其實“西方”內部也千差萬別。前不久北大的姚洋教授總結中國模式的特點，一是比較注重平等，二是有個“中性政府”。這第二條容俟后述。至于第一條，如果說我們比美國“注重平等”，這雖有爭議，至少有人還可以這么說。但是與瑞典相比呢？即便按他的定義，我們好意思說比瑞典更“注重平等”嗎？

　　所以，如果我們要說“中國模式”體現了與“西方”的不同，那當然不是說與西方某一個國家例如美國的不同，而是與所有西方國家、至少是主要西方國家不同。如果我們在所謂的西方，即從美國到瑞典的那些國家歸納出某些他們共有的特點，而這些特點中國恰恰沒有。同時中國又有一些東西是那些國家——從美國到瑞典——都沒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國模式了。

　　這次危機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這些“特點”的難得機會。我們知道所謂“西方”其實是個萬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樣比中國還要“社會主義（社會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國家，也有像美國那樣講究自由競爭、市場開放的“右派”國家，而且他們每個國家內部也是萬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里爭論。但一個共同點是他們現在遇到了難題，而且兩派都沒有萬全之策。“金融危機”以來國外左右兩派吵翻了天，左派說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監管不嚴之過，右派說左派搞凱恩斯主義赤字膨脹弄得國家財政破產了。

　　其實摒除派別的偏見，左派和右派所主張的那些理論各有優缺點，但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情況不是這兩種毛病的任何一種。現在西方，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這次爆發危機的核心問題就是民間和國家借債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資金鏈斷裂了。民間借債比較復雜，但根源和國家負債的根源是一樣的，對此我另外寫了文章討論，這里從略。而國家為什么有這么大的負債呢？不管是左派主張的高稅收高福利，還是右派主張的低稅收低福利，盡管各有缺點，但理論上都是賬面平衡的，凱恩斯主義承認赤字財政，也是要可控的嘛。為什么會搞成現在這樣？

　　其實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們的左、右派都處在一個民主的平臺，雙方都要為老百姓說話。左派主張高福利時理直氣壯，主張高稅收時就吞吞吐吐的；右派強調低稅收時理直氣壯，說要降福利了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稅收，或者低福利、低稅收都不會有這種情況。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稅收、高福利，當然就成了財政大窟窿了。他們的左派一上臺就說國家要為老百姓花更多的錢，右派一上臺就說國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么多錢。這么折騰幾次，國家財政不破產才怪，而且左右互相埋怨管什么用呢？這本來就是你們兩家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這樣運作，早就破產了。

　　我當然認為民主比專制好（用更為低調的說法，作為一種制度，民主比專制的壞處小）。那么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運作？其實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財政真要出了一些問題，本來很快就會反映到社會上，造成一些小危機，老百姓感受到了，覺得這是個問題了，那么無論是稅收增加，還是福利減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實民主制度實行一兩百年以來，稅收是明顯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稅，豈能維持到現在？福利也是一樣，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么，這幾十年為什么不這樣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為什么不是這樣呢？這與全球化在深度與廣度上的大幅進展有關，同時更與這種全球化在性質上的扭曲有關。

　　所謂深度，就是經濟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為金融的全球化，原來在全球做買賣，問題不大，現在可以全球借錢、全球透支，這就有問題了。因為債務窟窿通過透支來填補，就反映不到社會上，老百姓感覺不到危機，自然會把“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游戲玩下去。尤其是美國，憑借美元的地位就透支得更厲害。但是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拖得越久窟窿越大，最后一旦爛包，就不是小危機了。

　　所謂廣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和他們的殖民地，現在發展中國家加入進來，冷戰結束后“前計劃經濟國家”也加入進來，全球透支的對象就多多了。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更是他們的最佳透支對象。

　　“中國模式”的特點不在“主義”而在于那個平臺

　　因為中國正好跟他們相反，這就是“中國模式”了：中國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國的左右兩派理論，比如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也都是從西方傳來的，老實說談不上什么“特色”。中國的特色不在于“主義”，而在于那個平臺：西方的左右派都是在民主的平臺上玩，而中國的左右派卻是在一個相反的平臺上。于是中國的左右派首先都是在為“皇上”考慮，而不是為老百姓考慮——我這并不是進行“道德譴責”，中國的左右派也許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問題在于他們生存的平臺不一樣。于是他們無論左右，所派扮演的角色就都與西方截然相反：咱們的左派鼓動國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錢，不收就是該死的“新自由主義”；而咱們的右派就說國家不必為老百姓花錢，否則就是可惡的“福利國家”。過去說我們的做法是“打左燈，向右拐”。其實西方也有類似的問題。只不過方向相反：咱們的政府擁有“社會主義式的權力”卻只承擔“資本主義式的責任”，而他們的政府只有“資本主義式的權力”，卻要承擔“社會主義式的責任”。

　　用我們以前的一句話來講，市場經濟改革就是要讓老百姓“不找市長找市場”。這句話很有意思。其實理論上講，市場經濟應該要限制政府權力，是“市長不找，市場找”，也就是說市場經濟下“市長”不能隨便找老百姓的麻煩。他要想支使老百姓，常常要借助市場。

　　比方說“市長”喜歡官辦企業，計劃經濟下他可以找民營企業的麻煩，把它滅了。但市場經濟下不行，官辦企業只能在市場上與民企競爭。計劃經濟下哪張報紙惹了“市長”，他就可以“找”上門去把它滅了，但市場經濟下不行，你不喜歡它，你就得自己辦一張老百姓更愛看的報紙，在市場上把它競爭垮嘛。這就叫“市長不找市場找”！這就是西方的市場經濟。

　　但是在我們這里，這樣說，“市長”不愛聽。于是只好撿他愛聽的說：計劃經濟下老百姓什么柴米油鹽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煩不煩？現在搞市場經濟，就可以讓他們自生自滅，不會“找市長”您的麻煩了!于是“限權”就這樣變成了“卸責”！責卸了，權還不受限；“市長”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長”，多好！

　　可是，問題在于市場經濟下要你這個市長干什么？就是給老百姓提供服務的，怎么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場”？“市長”可以隨便找老百姓收稅，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長”要福利，如果是這樣的話，哪個國家不富的流油呢，我講的富的流油是講國家財政，不是指老百姓的錢包。我們現在看到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什么？就是政府特有錢。他們（西方）的政府捉襟見肘到處化緣，我們的政府花錢如水揮金如土。我們一個鎮政府的豪華大樓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廳還闊的多，我們的城市充滿“形象工程”，奢侈得讓那些“富國”來的游客目瞪口呆。“大褲衩，水煮蛋，別人不敢，咱們干！”就這樣錢還花不出去，正好美國要透支，不借給他，藏著掖著咱們也不放心呀！

　　這就有了咱們的“模式”！其實中國并不比別的國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過，中國“左”起來給政府擴大權力很容易，但追問它的責任卻很困難；中國“右”起來呢？推卸政府的責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權力卻很困難。這樣搞，當然也有優越性，那就是原始積累的速度快，此外應付事態的能力也特別強，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錢，要搞刺激經濟計劃當然容易，要擺平什么人什么事，出手也特別闊綽。可是這樣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們都會說像這樣加速投資會不會加劇產能過剩，壟斷部門謀取利益會不會導致兩極分化的加劇，人為壓低居民消費導致內需不足，以及權力集中的種種風險等等。這些我們就姑且不論。現在我要講的是：假如這樣的模式，以及以這種模式和前面說過的西方那種模式的互動為特征的、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續下去的話，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將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