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導致市場沒有滿足這部分需求的原因，恰恰在于房市的偽市場化。具體為：土地一級市場的政府壟斷，使房市 的基本要素本身為非市場化的供給體系，土地市場無法實現完全市場化的定價和有效供給，從而扭曲了房價；地方政府獨占土地市場級差地租，使得級差地租這一交 易收益無法在市場狀態下配置，而是通過土地財政形式脫離了市場運作體系，使交易受益無法有效配置。其三，長期以來，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過度向企業和政府 傾斜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投資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動力機制，導致了土地等要素資源的高租金，也促使了房價相對有效需求的泡沫化趨勢，而房價的泡沫化增長 加劇了經濟的運營成本，在全要素生產率不發生跳躍增長的情況下，導致房價與居民收入的脫節。

    其次，從操作層面上，若把中等收入群體也納入政府主導保障性住房供給體系，嚴格地 說是中國房改的一次歷史性倒退。擴大政府保障性住房體系將打破現有房市的生態格局，破壞了房市已有的市場化格局，另一方面加重了政府的公共支出負擔。其 二，拓寬政府公共服務空間的做法很容易為各種尋租活動提供舞臺，從而導致成本高昂、效率不足的局面。而且，對于大多數地方政府而言，土地財政問題很大程度 上是中央地方政府稅制資源配置不匹配導致的。顯然，擴大住房保障體系是系統性工程，至少需要財稅制度改革的配合。

    另一方面，對于以定地價、定建房標準、定稅費率、定利潤以及競房價、競建設方案的 中等收入公共住房供給體系，如何確定中等收入資格、如何鑒定地價、競房價和利潤等實際上都需要政府的外部性干預和管制。這種高管制的公共住房供給體系實際 上為設租尋租問題提供了明顯的舞臺。畢竟，不論是從中等收入資格審定，還是這種雙限房(限地價和房價)的建筑供給，實際上都存在明顯的自由裁量空間，而自 由裁量空間的存在恰恰是尋租設租的必要條件。同時，由于中等收入家庭群體龐大，而其對應的雙限房供給則在時空上都存在序列問題，這種僧多粥少的局面也客觀 上為具體操作的官員留下了自由裁量的尋租設租空間。（上海學者劉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