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坊間有這樣一個說法——“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世紀初看濱海，新時代看長江流域”。

這個說法在某種程度上勾勒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區域經濟的地位變遷——以深圳為代表的珠三角作為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地區，在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的過程中，地位不再如此前那般重要。而長三角或者說以長江流域為代表的區域，正在中國經濟版圖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事實真的如此嗎？為此，我們試圖比較長三角和珠三角從2000年以來的經濟走勢。我們選取珠三角地區經濟總量最高的廣州、深圳、東莞和佛山這四座城市與上海、蘇州和無錫這三座長三角地區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進行對比。

為什么長三角地區選擇上海、蘇州和無錫，而不是杭州、南京或是其他城市？

主要原因有兩個：

1.地緣關系帶來的經濟聯系。從地圖上看，從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出發，一路西行到無錫市人民政府只有139公里，如果道路通暢的話大約1小時40分鐘就能到達。地理要素使得上海和蘇州、無錫之間的經濟聯系非常緊密。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星期日工程師”——即工作日在上海上班，周末到蘇南鄉鎮企業走穴的工程師，再到高鐵時代在滬寧線上奔走的上班族，這是區域內其他城市都無法比擬的。

2.三個城市的面積和人口與珠江三角洲四座城市大致相當。統計數據顯示，在2014年，“滬蘇錫”的面積為19616.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為4134.79萬人；“廣深”經濟帶的面積為15693.5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為3955.31萬人。從人口和面積來看，這兩個地區具有可比較性。

那么，這兩個地區的表現如何？從經濟總量來看，這兩個地區的全年經濟總量大致在45000到46000億元左右，經濟增速也都保持在7%-9%之間。

表1：兩大經濟帶概況（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不過一個讓人大跌眼鏡的數據是，在2000-2013年這十多年間，長三角經濟帶的經濟總量一直遙遙領先珠三角經濟帶，但是長三角的領先優勢在逐漸被縮小，繼而在2014年被珠三角經濟帶超越。這和我們傳統上認為經濟重心正在向北移動的趨勢不相符合。

數據顯示，2014年珠三角四個城市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46193.31億元，約占到廣東全省GDP的70%，已經超過北京和上海的GDP總和。其中廣東經濟的龍頭——廣州和深圳近些年的經濟增長一直保持在全國各大城市的前五位，而低調的佛山依靠其制造業重鎮的地位亦緊追青島、大連等副省級城市。

我們也可以從兩大經濟帶在我國經濟總量的占比中看到一個有趣現象，兩大經濟帶在我國經濟版圖中的地位在2000-2005年間逐年走高，隨后又雙雙下降。但是珠三角經濟帶在2012年已經止住下降趨勢開始反彈，并超過了長三角經濟帶。

圖1：長三角和珠三角經濟帶在我國經濟版圖的地位（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為什么珠三角能夠在最近兩年中將長三角拋在身后？為此我們以蘇州和深圳這兩個城市的發展模式進行對比。

作為兩個三角地區人均GDP最高的城市——蘇州和深圳，也是我國改革開放后最特殊的地方政府。眾所周知，深圳是中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一直處在改革開放的最前沿。蘇州也不簡單。在80年代，蘇州的鄉鎮企業是“蘇南模式”的杰出代表，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啟了特殊的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模式——該園區是由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合作的重要國際項目。

自1997年至2004年，蘇州工業園區由新加坡政府負責管理。蘇州工業園區因其特殊的管理機制，成為蘇州吸引外商投資的重要陣地。而蘇州也從該工業園區的管理中獲得技術外溢，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成為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城市之一。

兩座城市的基本情況：蘇州與深圳的人口體量相近，分別為1059.1萬人和1077.89萬人，但是蘇州的地理面積卻是深圳的四倍多。2014年，蘇州和深圳分別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3760.89億元和16001.98億元，列全國第7和第4位，已分別相當于吉林省和江西省的GDP總量，兩座城市的經濟實力可見一斑。

兩個城市的經濟都在1992年后迎來爆發式增長，特別是深圳。1979年深圳的GDP僅為1.96億元，到1996年已經突破1000億元并實現對蘇州的超越。隨后，兩地GDP總量的差距逐漸拉開。

有很多人將深圳的經濟增長奇跡歸功于其經濟特區的特殊地位，但我們認為這可能是一種誤讀。

最主要的原因是，自2002年中國加入WTO后，經濟特區特殊的經濟地位實際上已經逐漸喪失（此處的特殊經濟地位主要指的是針對企業的稅收優惠）。而各地方政府，比如以蘇州為代表的長三角地區更是提出了更為優惠的招商引資措施——“零地價”、“三免兩減”等。而深圳卻在經濟特區的特殊政策喪失后一直保持對蘇州的領先優勢，這確實是一個難解之謎。

圖2：蘇州和深圳的地區生產總值（億元）（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先來看看兩地的產業結構，兩地的產業結構從一開始就并不相同。深圳的第三產業比例一直高于蘇州——1992年時深圳的第三產業比重已經達到48.7%。而直到2013年，蘇州的第三產業比重才達到45.7%，此時深圳的第三產業比重已達到57.3%。

為什么深圳的第三產業會比較高，而蘇州第二產業的比重高？盡管通常來說，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比重會更高些。早在2010年，OECD國家的第三產業在GDP的比重大都超過60%。但這是不是意味著深圳比蘇州更為發達？恐怕不能這么認為。

一個更為恰當的解釋是，深圳的地域面積較小，第二產業需要大規模的產房面積，而這正是它所欠缺的，因此深圳的經濟增量在于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而蘇州則恰恰相反，它擁有大面積的土地可以建設廠房，因此第二產業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這一點也在外商直接投資數據上得到了驗證——2014年，蘇州全年使用外資達81.2億美元，而深圳只有58.05億美元。

表2：蘇州與深圳的產業結構對比（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其實，分析這兩個城市經濟增長方式更好的辦法是從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駕馬車”入手。根據2014年的數據，蘇州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約為深圳的2.3倍。蘇州的大規模固定資產投入意味著在城市發展階段確實落后深圳一步。在兩個城市人口體量相當的條件下，深圳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蘇州高出20%，說明深圳市民比蘇州市民有著更強的支付能力，因此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更為明顯。

另外，我們在圖3中看到一個有趣的數據，那就是深圳的出口總額遠高于蘇州。在通常印象中，像蘇州這樣有著較高外商投資的城市應該會有更大的出口，為什么反而是深圳高于蘇州？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深圳是港口城市而蘇州不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港口城市的很多出口實際上并不是來自于本地區，還會有周邊區域——深圳作為華南最大的港口城市，因此其出口額高于蘇州也是情理之中。

圖3：2014年蘇州與深圳“三駕馬車”對比（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蘇南模式”一度風行天下。蘇州更是“蘇南模式”的代表——即在改革開放初期通過鄉鎮企業實現非農化發展，也被學界稱為“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發展典型。

蘇州的發展軌跡可以說是我國大部分城市發展的“放大版”——由政府吸引外資在本區域投資設廠，先后建立了數個國家級、省級工業園區，利用該區域低廉的人力與土地等資源生產出口產品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工業園區的發展模式也將“地方政府公司化”運用到了極致——政府利用土地資源與外商資本聯合推動地方經濟增長。到目前為止，中國內地絕大多數地區的發展還在延續該種思路。

蘇州經濟更是在承接日本、臺灣等產業轉移的條件下快速實現了飛躍，一時令全國側目。臺資知名企業明基、華碩和大批日資企業陸續入駐蘇州工業園區。但這種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外需疲軟的沖擊下，受到重挫——蘇州近三年的進出口總額增速均低于2%。

蘇州的經濟數據也體現了這種發展模式——高度依賴外商投資，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產品附加值低導致出口總額較低，而低廉的人力成本使勞動力無法分享蘇州的經濟增長成果。

近年來，蘇州一直是我國人均GDP最高的城市之一，但是其人均可分配收入增長緩慢。如果我們將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作為衡量經濟增長質量的一項指標，上海的比重達到了48%，但是蘇州只有33%。

低廉和充足的勞動力資源一直是蘇州經濟增長的要素優勢，但這一優勢在人口紅利逐漸喪失的大環境下也搖搖欲墜。今年上半年，蘇州企業在經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依然面臨“招工難”的困境。新生勞動力供給減少，企業的用工成本不斷上漲。

一邊是外需萎縮導致訂單量下降，另一邊是不斷要求上漲的勞動力成本，蘇州經濟已經開始遭遇轉型壓力。那么蘇州應該如何在未來可能的外資企業外遷潮來臨之前完成產業的升級轉型？蘇州的困惑實際上也是中國很多東部城市的困惑——企業用工成本升高、外需不足，或許可以看看深圳的經驗。

深圳經濟同樣是以“三來一補”作為起點，即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但在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后，深圳快速推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已完成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

為什么深圳能夠成功實現轉型？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雖然深圳是我國特大城市中為數不多的沒有知名高等院校的城市，但是深圳的創新能力卻令人側目，絲毫不遜于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內的擁有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城市。

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2014年關于我國發明專利授權的統計數據，深圳擁有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最大的兩家國內企業——華為和中興，同時也是我國發明專利授權量排名第一的城市（如表3所示），甚至高于上海市和山東省。

表3: 2014年我國發明專利授權量排名（數據來源：國家知識產權局）

也正因為擁有強大的創新能力，深圳市的企業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高附加值。為什么一個缺乏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城市會擁有這么高的發明專利授權數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企業成為了創新的主角，而且所有的發明專利都是瞄準市場需求，因此深圳的創新也更有效率。

從1995年開始，中央政府就提出經濟要從“粗放型”轉為“集約型”。粗放型的本意即是通過要素投入來獲得經濟增長，而集約型則是指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和使用效率。

但是從目前來看，中國的這個轉型并不算很成功。2008年，汪洋時任廣東省委書記開始并提出了經濟轉型的“騰籠換鳥”，即便到今天，還是有很多人對“騰籠換鳥”持懷疑態度，認為過早的轉型可能會把舊的鳥趕走，但是卻無法吸引新的鳥。但深圳的轉型告訴我們，只要方式得法，騰籠換鳥并非不可能。

其實，目前中國很多城市尤其是東部發達城市也已經必須面對產業轉型問題，在產能全面過剩的今天，僅僅通過要素投入來維持經濟高速發展已經不太可能，只有創新驅動才能轉型發展。

深圳的例子就說明了人才集聚對于創新的重要性——人才的集聚和中小企業的集聚會促進創業文化的產生。我們認為，創新驅動經濟轉型正是“珠三角”經濟強勢歸來的重要原因。

來源：無界智庫

作者：韓笑；傅蔚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