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熱錢流入問題。這是目前擔心和反對資本項目可兌換的主流觀點。熱錢主要關心匯率和利率水平，涉及數量和價格的平衡，政府不宜把外匯管制作為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熱錢流入是臨時性的，可以實施臨時性監管，如引入托賓稅和其他對沖工具，但不能用長期管制來對付臨時性的沖擊，否則得不償失。香港、新加坡和臺灣允許外匯完全自由流動，沒有任何資本兌換管制，地方這么小，金融業發達，都不怕大量熱錢進出，我們應該更有信心。對付熱錢方法很多，香港1998年的成功經驗有很多文獻可查。

　　巴西的政策，對我們具有參考意義。去年10月，巴西政府啟動“托賓稅”，對進入其國內股市和購買固定收益基金的外國資本收取2%交易稅；今年1月，巴西政府又規定，凡在外匯市場建立超過30億美元空頭頭寸，必須將額度60%資金存入央行，以限制外匯市場的投機活動；3月，巴西政府宣布，對從國外獲取的短期貸款和國際債券發行征收6%的金融交易稅。

　　七、資本外逃問題。如果實施資本項目可兌換，有人擔心大量私人資本外流。這實際上是偽命題。資本外逃實際就是資本項目管制的反義詞，沒有資本項目管制就沒有“資本外逃”。非法所得外逃，兌換限制不起作用；合法資本境外投資，取決與境內外投資條件、產權保護程度、匯率、利率等要素，符合我國“走出去”方針，是應該鼓勵的。

　　八、資本項目可兌換，有利于國內金融業和企業的風險管理。資本項目可兌換以后，有涉及外匯交易的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都可能面臨匯率、相關產品、境外投資和交易對手等方面的風險，這沒什么可怕，各種風險管理技術都可以用，金融機構和企業自己會規避風險，不應由政府管制替代。非洲很多落后的國家，都沒有外匯管制，那里的銀行和企業都能主動實施風險管理。

　　九、資本可兌換與國內金融市場穩定，沒有相關性。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取決與國內的金融監管，與資本項目可兌換沒有關系。上世紀90年代，我國出現了信托投資公司、城市信用社、證券公司、海南發展銀行、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危機，有些機構破產了；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也曾出現技術性破產（資不抵債），都完全是國內原因。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國金融機構損失不大，不是因為外匯管制，而是因為我國商業銀行的人民幣業務很盈利，國外資產很少。如果某商業銀行境外資產多，損失相對就大。

　　十、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順序問題。按IMF的分類，資本項目有43個子項目，我國目前狀況是：“可兌換”的只有8項，“有較少限制”的11項，“有較多限制”的18項，“嚴格限制”的6項。按照一些國家的經驗，簡單規則是先開放長期資本項目，后放開短期項目；先放開直接投資，后放開證券投資；先債券，后股票，再衍生產品；先機構，后個人；先100-500萬，再大額，等等。這里最有爭議的問題：資本項目可兌換與人民幣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孰先孰后，其理論基礎是“利率平價”論，我覺得可以試錯，利率先維持現體制，看資本項目可兌換后有什么變化，再研究對策，實際情況也許沒這么復雜，而且國內可對利率采取靈活的管制措施和市場調控手段。

　　十一、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是中國金融改革的新階段。我國在金融機構方面和金融市場建設方面的改革基本完成，而匯率市場化、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完全可兌換這三件事情是金融改革的核心內容，至今沒有取得最后突破。資本項目可兌換，可能是中國金融改革的一個新制度變量，就像當年匯率并軌和加入WTO一樣，對今后10年中國經濟和金融業的發展會起到歷史性作用。我很希望本屆政府能完成這項改革。

　　十二、資本項目可兌換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現在許多場合都在討論人民幣國際化措施，如人民幣作為外貿結算貨幣，作為國際投資的資產貨幣，加入SDR，作為外國中央銀行的儲備貨幣，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外國公司到上海證券交易所發行人民幣股票，香港實施人民幣標價IPO等，實際上這些措施與資本項目可兌換是同等范疇。也就是說，資本項目可兌換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基本條件。我們現在試圖在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有限制的同時，又推進所謂的人民幣國際化，“兩全其美”的路走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