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習記者 馬媛 北京報道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2016年猴年春節前，兩家銀行票據業務風險事件集中爆發，揭開了票據市場不規范的灰色一幕。

目前，公安機關已對兩案立案偵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悉，其中一家銀行票據風險案件發生在買入返售業務的質押環節，另一家中信銀行(6.110, -0.06, -0.97%)蘭州分行票據風險事件問題則出在“開票”環節。

一位業內人士透露，中信銀行蘭州分行開立銀行承兌匯票時，企業以虛假的存單騙過銀行。此后，票據在銀行間流轉，到期后企業無法還錢，銀行走正常流程處置存單時，發現該存單是虛假。但記者尚無法從相關部門核實相關消息。

票據專家趙慈拉表示，從2015年四季度到2016年一季度，紙質商業承兌匯票進入風險高發期。這些票據大部分是在去年九月之前產生，有半年滯后期。

這些案件所掀起的，是通過“買入返售+消規模+搭橋”所形成的紙質票據轉貼現灰色江湖。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調查多位業內資深票據專家或從業人士，為讀者揭開中國票據市場這一異化過程。

利率市場化還剩下最后一公里，連接實體經濟和投融資市場的票據，該何去何從？

融資性票據已經存在多年，有市場人士援引數據稱，市場約有60%-70%的銀行承兌匯票為融資性票據。融資性票據一般指該票據缺乏貿易背景，主要用途是通過該票據向銀行申請貼現套取資金，實現融資目的。

“人民銀行關于銀行承兌匯票限額的規定是5000萬，有貿易背景的票據不可能滿打滿算五千萬。一個合同項下應該有零有整。而接觸的票據，碰到一張有零有整的票據的概率并不大。”一位票據市場從業多年的人士直言。

中信建投固定收益部高級副總裁許軼超表示，沒有真實貿易背景的“融資性”票據，是因為國內法律一直沒有承認“融資性”票據的合法地位及身份，“融資性”票據不得不穿上“貿易性”票據的馬甲，只有通過配合商業銀行去迎合監管的要求來變相達到融資變現的目的。

他舉例稱，在票據簽發過程結束之后，企業為將票據變現，通常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把票據交付給票據掮客，一種是把票據交給銀行。但銀行給企業辦理票據貼現存在利率高、時效慢、手續繁瑣的特點，為更快將手中票據變現，企業將票據交付給票據中介。最終，票據中介通過向銀行轉讓票據來實現資金的回流。為形式上要滿足銀行的審核要求，票據中介拿到票據以后會通過手中多個“包裝戶”來偽造“貿易背景”。

這背后有其客觀原因。

近十年來，商業匯票的使用主體由2005年以前國企和上市公司為主，轉化為銀行承兌匯票使用主體中七成是中小微企業。商業匯票用途也從起初的應付款工具，變為預付款工具——二者差別在于，前者有發票，后者沒發票。

但是，目前票據監管主要法律法規仍為1996年開始實施的《票據法》、1997年開始實施的《票據管理實施辦法》和《支付結算辦法》。按辦法，供應商受讓的預付款票據，沒有發票不能申請貼現。

由于監管政策的滯后，票據中介應運而生。起初，票據中介幫中小微企業貼現，尋找低利率銀行，后做包裝票，逐步延伸到銀行回購交易中。

一位銀行內人士表示，從銀行的角度來說，為虛假貿易背景的企業提供票據融資便利，其實也是變相服務一些其認為風險較低客戶的辦法。銀行沒有辦法自己解決形式上的貿易背景，票據掮客的出現，為銀行節省操作成本同時大幅提高了效率和收益。票據市場發展這么多年下來，許許多多的商業銀行就是在這樣的競爭中逐漸放低了審核要求，以及放寬準入門檻的。

票據市場如何運轉、紙票利益又是如何分配的？

“當前票據市場的轉帖現幾乎60%都是通過‘買入返售+消規模+搭橋’來實現的。”許軼超表示。

在“買入返售”環節，此前，某國有大行票據風險事件系某票據中介機構以“一票多賣”的方式從銀行內套取資金。大致過程是，A銀行以買入返售方式與B銀行做了一筆票據轉貼現業務。但是，在紙票回購到期前，已被票據中介取出，賣給了C銀行。買入返售到期后，錢并沒有回到賬上。而庫中的票據則被換成報紙放在庫里。但該細節并未得到相關部門核實。

那么，何為消規模？

票據貼現占用銀行信貸額度，銀行為擴大規模或在不增加規模的情況下擴大收益，就必須把票據的規模消掉，于是“消規模”的需求便十分旺盛。

“消規模”通常是利用村鎮銀行、農信社等會計科目記賬違規和會計記帳漏洞來實現。信用社以質押回購的方式將票據（即作為賣出）給銀行，回購有到期付款的義務和責任，但是在會計科目里，把原本應該計入的負債給清除掉了。票據“消規模”存在多年，以前是通過銀信合作方式， 2011年叫停過，后來還是有農信社冒險去做。

票據消規模一直是當前票據交易中的關鍵環節和影響票據利率的重要因素。

對于可以進行消規模處理的銀行來說，這是一個可以迅速制造凈利潤的行為。按照一次交易金額1億的半年期銀行承兌匯票來算，2011年一次消規模的費用是100個BP，也就是說，一次交易便可凈賺50萬，而當年一個消規模行一天的交易至少100億元，這意味著消規模行一天便可實現5000萬的盈利，所以一些農信社為了可以快速沖抵不良，不惜以此方式違規操作。

由于消規模，導致監管層公布的票據融資數據出現較大差異。央行《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2014年銀行承兌匯票累計簽發22.1萬億，由中小型企業簽發約占三分之二。“但體現在銀行表內不及4萬億元。”“考慮紙票是半年期，簽發量要除2，即11萬億，去除10%-20%票據未不貼現，那也應該有大概8萬億-9萬億貼現規模，這意味著至少5萬億沒進表。”許軼超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許軼超表示，企業之所以愿意將票據轉讓給票據掮客是因為他們不僅可以大幅降低企業辦理票據貼現的手續，同時貼現利率還能緊跟市場，較大行有許多優勢。國有大行的票據貼現業務，要求有貿易背景、提供原始發票，往往需要很長流程。同時，放款需要T+1日，但中介的效率奇高。

“中介可以做到收票，只要覺得票是真的，沒有貿易合同也立即給錢。拿到票據，中介再去偽造貿易背景。”中介會先去找村鎮銀行辦理貼現，貼現完以后就變成銀行的資產了，在銀行的二級市場進行轉帖交易的時候，就不需要再追究貿易背景有多真實。而回購交易，只是票據交易中的資金交易，與票據是否存在貿易背景無關，所以買返銀行并不強調貿易背景。“回購就是資金拆借業務，你把票質押給我，我給你錢，你是用信用在我這做擔保。”許軼超說道。

何為“搭橋”？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在票據轉貼現市場上，華南某中型股份行、華北某中型股份行、華東某中型股份行和江浙某城商行等多家股份制銀行或城商行，扮演著重要的橋梁作用。它們從大行拿到資金，立即倒手給企業，從中賺取1-2BP通道費。這些銀行的系統既可以實現消規模，又可提供“同業戶”的方法和渠道。

因為在票據轉帖交易中，過橋需求來自于，一些村鎮銀行或農信社需要從大行拆借資金，但它們不在國有大行的交易對手名單上。而一些股份行可與四大國有銀行進行授信交換。這時，村鎮銀行利用上述股份行作為信用中介作過橋。

“大行即使知道最終資金流向村鎮銀行或農信社，因為有股份行背書，還是會放款。因為票據的權利，是請求付款權，到期要承兌人要求付款。如果承兌人不付款，就向前手背書的人索要資金，最終由承兌人把錢給到持票人。股份行一旦在交易里背書，就意味著大行對其有無限追索權。”上述國有銀行票據部門人士表示。

該人士稱，以某股份行為例，其業務靈活，可以做快捷授信。如一家農商行去國有大行授信往往要一兩個月，股份行則只需要一兩個星期，甚至幾天之內就可完成。“甚至有沒有授信都沒關系。”票據法規定，承兌人是第一付款人，交易時認承兌人，而不是回購人。通常四大行總行規定，交易對手有授信的才能做，理由是“不能占用承兌行的授信額度”。而平安、民生等股份行可以，即使交易對手并沒有任何授信往來，只要是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就可以占其授信額度。

上述股份行之一的票據工作人員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該行票據量80%是由中介提供的。“中介找到我說，每天給你4個億票據量來消化，我手上有10個中介，每天一家有4個億，那我去賣就可以了。”上述其中一家股份行票據部門的人士稱。每天做一筆過橋業務可以賺取2BP，年化是7.2%的綜合收益。雖然看似利差很薄，但是由于票據的量很大，通道一直在轉，一年下來收益非常可觀。這就是此類銀行做過橋業務的動力。

該人士表示，上述股份行或城商行的系統，打同業戶的功能亦十分強大。與“消規模”的功能類似，“同業戶”是這幾年銀行做票的另一種創新模式。同業戶本質是村鎮銀行，在大行開一個同業戶，戶的性質和企業賬戶完全一樣，但操作上，并不是打到銀行在人民銀行開立的基本戶上，而是進入銀行的內部賬戶，被視為同業戶，意味著交易可以繞開人行的大額支付系統，資金流向大都無從監控。

同業戶和消規模的不同在于，消規模還能找到銀行，而同業戶就消失的無影無蹤，賬戶余額是0，交易明細不通過大額系統走賬。“基本戶至少要在大額系統里留痕，而同業戶相當于與大行做了筆交易，錢就在銀行系統內流轉。不知道是否有真實業務。”上述股份行人士告訴記者。

因為功能更加強大，收費也更高。由于一些股份行做票據業務，可以和機構突破管制的交易，拿到很多大行的業務，“根據難度系數來定價。比如打同業戶，要10BP，打村鎮銀行消規模只要5BP”。

“這些系統可以打同業的銀行。既提供給大行想要出資金的渠道來做票據，同時又把錢給同業戶——村鎮銀行。村鎮銀行拿票據再質押給股份行，等于又消掉了規模。”前述股份行人士表示。

于是，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一家村鎮銀行注冊資本只有千萬規模，但票據貼現交易量卻達到10-20億元，且無法監控其資金流向。村鎮銀行和票據中介合作，盡管錢最終還是流向企業，但其中存在的問題是“一票多賣”，將杠桿放大到無法計算風險敞口的地步。

“一票多賣”通常是指，中介機構與中小金融機構利用銀行同業間的信任和信用，用票據清單（紙票不見實物票）以短期代持或短期回購的方式從銀行套取資金用于票據周轉或投資。而對票據轉帖交易的銀行來說，是將原本的“質押拆借”變成“信用拆借”。

追溯票據風險案件的本源，除了票據中介，還包括銀行的內控問題上。

許軼超認為，票據市場只有銀行參與，交易規則高度同質化，考核體系、在一級市場拓展業務訴求等高度雷同，導致票據市場交易方向是一致的。因此銀行會選擇在信用授信上突破監管限制。

2011至2013年監管層曾多次下文規范票據業務。主要監管重點從利用票據虛增貸款規模到調節信貸規模、資本占用、資產質量等多個方面。監管的主要對象也從前期的中小金融機構擴展到更大范圍。

2015年底，僅在票據案發前半個月，銀監會又下發“203號文”，要求各家銀行高度重視票據業務風險，認真落實監管要求。從各地銀監局披露的處罰通知書顯示，各地正在大力整頓和嚴查票據業務。據記者統計，僅2015年下半年，就有數百張名目眾多的票據業務罰單。

票據市場何以至此？

20世紀90年代，中國首家票據專營支行——原工商銀行(4.300, 0.01, 0.23%)華信支行激活了中國票據市場，不僅建起了全國票據市場的雛形，而且盤活了央行再貼現市場，推動了貼現利率的市場化。華信支行亦被稱為票據市場的黃埔軍校。目前民間票據市場的實質締造者上海普蘭金融及銀行間轉貼現市場的最大參與者工商銀行票據營業部，都源流于“華信系”。招行、民生、興業、廣發等很多做票據業務的人士，都是當年從華信支行出來的。

一位當時在工行華信支行從事票據業務的人回憶說，上世紀90年代，多數銀行那會都在躺著吃利差，沒人有動力去做票據業務。不像現在都是票據中介上門收票，那會是企業上門送票。“盡是廣州企業飛到河南來辦理貼現業務的，那會求著你貼。”

而今，在宏觀經濟下行和利率市場化背景下，銀行信貸投向和資本受到約束、面臨盈利模式的考驗。

一位當時在工行華信支行從事票據業務的人回憶說，上世紀90年代，多數銀行那會都在躺著吃利差，沒人有動力去做票據業務。不像現在都是票據中介上門收票，那會是企業上門送票。“盡是廣州企業飛到河南來辦理貼現業務的，那會求著你貼”。

而如今形勢不同往日，在宏觀經濟下行和利率市場化背景下，銀行信貸投向和資本受到約束、面臨盈利模式的考驗，這導致監管套利的動機增強。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近年一些銀行為了完成全年信貸任務，會主動去找這些資金豐厚的票據掮客，來幫他們完成信貸任務。

具體做法是，銀行讓企業存入一筆保證金，銀行為其開立承兌匯票。企業拿到票當天再去銀行辦理貼現，這樣一進一出，企業可以從中套利，因此愿意去做。對銀行來說，這相當于拉了一筆定期存款，如果貼現，則放了一筆一年期流貸。同時中間業務收入考核也完成了。

一些銀行正是利用上述資金空轉的方式，來完成考核任務的。“這種行為套的是國家的利，是銀行的利，是體內和體外的利。”一位監管部門人士認為。

同時，各家銀行都在合理的做制度創新，增加市場競爭力。也有一些銀行在稅收上“做文章”，形成自身比較優勢。比如華南某些股份行是通過少繳或者交差額稅的方式來突破監管限制的，形成競爭力，給客戶更低的貼現利率。

“如果將行政管理手段作為一種常規管理方式，而非盯住行為人識別風險的能力上，那么市場競爭最后的收益只會讓敢于監管創新、敢于違規操作的銀行賺取，因而無法公平實現。”許軼超告訴記者。不規范的行為，也會帶來潛在的系統性風險。

“紙質商票市場份額下降是大勢所趨，由于缺乏信用環境，各銀行不受理商票貼現后，紙票將逐漸邊緣化，電票是完全可以代替的”。票據專家趙慈拉表示。

電子商業承兌匯票，將會使消規模、同業戶等所有交易均在監管下“留痕”，被視為解決票據市場亂象的方法。

電票誕生于2009年11月份，業內人士認為央行設計的整套電票系統堪稱完美而超前，但一直發展緩慢，去年開始，電票才出現發展跡象。央行數據顯示，2013年電票的占比為8.3%，2014年達到16.2%，2015年上半年達到28.4%。

原因是，電票不易找到“消規模”等利益尋租類的監管漏洞，“打同業戶”這樣的銀行系統漏洞。“水至清則無魚”，制造了流動性風險，形成了流動性風險溢價，難以在市場找到交易對手（電票很少有回購業務，因為消不了規模）。很長一段時間內，電票的價格甚至比紙票還要高。

不過今年開始，銀行的思路出現了轉變。這個背景是，經濟下行期，貸款投放不足的形勢下，云南，內蒙古等地銀行收電票需求十分強烈，“銀行要求貼現，不僅不用消規模，還需要占規模。”一位票據中介告訴記者。

由于電票和紙票之間，占貸款規模成本的差異小于兩者操作成本的差異，票據市場利率亦回歸理性。目前電票利率低于紙票10BP-20BP。2月18日，中國票據網數據顯示，電子票據與紙質票據買斷式買入最高利率分別為3.5%和3.7%。許軼超預測，今年電票和紙票市場的比重持平也是有可能。

另一方面，今年以來，監管部門對于票據市場加強了監管。銀監會去年12月發布“203號文”。同時，去年年末，大行開始制定紙質銀承進入該行的防火墻制度。

2016年初，工商銀行北京分行資產負債管理部下發通知，1月14日起對票據融資業務進行風險管控，僅辦理本行、政策性銀行、農行、中行、建行及部分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承兌銀票的票據貼現業務。其他銀行也于節前紛紛下發通知，要求對票據業務作風險排查。

有媒體報道稱，民生銀行(9.160, -0.03, -0.33%)因受風險資產計提影響，票據業務政策收緊，部分風險資產額度緊張的分行票據貼現業務暫停。

票據市場對實體經濟作用越來越大，央行2015年第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包含票據融資在內的短期貸款比年初增加4.7萬億元，同比多增1.2萬億元；其中，票據融資比年初增加1.7萬億元，同比多增7062億元。

趙慈拉建議，和銀行發生票據關系的，紙票只限于100萬以下金額，足以滿足小微企業的需求；100萬以上金額則使用電票，以便進行身份認證。

紙票與電票的區別主要在于信用環境。“紙質票據出票人到期是否付款，只有持票人知道。如果電票到期沒兌付，系統自動給出票人違約差評，而且永久記載，違約成本更大。”趙慈拉表示。對信用好的企業來說，電票可以助其實現信用增值。出票人資信度很高，按期兌付情況下，電票可以成為“0成本”融資工具。

趙慈拉預計，三到四年內，企業電票賬戶普及。到時企業都會有兩個賬戶，一個是結算帳戶，走貨幣資金；一個是電票帳戶，走電子貨幣。

現階段，利率化還剩下最后一步，即央行不再公布政策性存貸款基準利率。央行不再公布政策性存貸款基準利率后，市場缺乏一個利率基準，這時需要一個較穩定的市場利率，這個利率就是利率錨。票據的價格指數有望成為這一政策利率調控標的。理由是，票據市場連接了實體經濟，和投融資市場，但趙慈拉認為，前提是建立全國一體化的票據市場。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央行此前已經為此召開座談會，正在籌備之中。

趙慈拉認為，一體化的票據市場應當包括兩個層次：一個層面是票據融資市場。所有持票企業、銀行在票據市場進行面對面交易。持票企業通過該平臺上，可進行及時的最低的貼現價格交易。第二個層面是，投資市場，央行，商業銀行，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銀監證監保監牌照的機構）等投資主體，都可以參與進來。一體化票據市場，可以實現實體經濟和投資市場的對接，以便央行在市場進行公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