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2003年2月，中國出口商A公司與土耳其買方B公司簽訂了價值4萬美元的貨物出口合同，合同約定的支付方式為30%（1.2萬美元）的預付貨款后發運貨物，70%（2.8萬美元）的D/P即期結算。2月20日，B公司通知A公司預付款已匯出，并傳真匯款申請單至A公司，要求A公司盡快安排出運。此后，A公司便開始備貨，準備出運的相關文件，但是截至2月28日仍未收到預付款。同時，B公司致函A公司，指出此筆貨物進口許可的到期日是2003年3月31日，如果貨物不能在3月31日以前到達土耳其，其將無法清關付款。在這種情況下，A公司不得不在未收到預付款的情況下于3月1日出運了全部貨物。

　　令人遺憾的是，貨物仍未在3月31日前到達目的港。4月1日，B公司發函要求A公司指示承運人更改目的港，以便其能夠清關提貨，并書面承諾會完成清關手續。同時A公司被告知，因為B公司與其開戶行之間存在一些問題，所以預付款未能付出，全部貨款均將采用D/P即期方式結算。4月中旬，B公司突然抱怨許可證過期導致貨物無法完成清關，因此無法轉賣給下家，暫時無力付款。同時表示為了申請新的許可證，希望A公司更改付款條件為D/P120天。A公司為協助B公司度過難關，在B公司承諾會支付延期付款利息后指示銀行更改托收條件。

　　至2003年7月底，B公司仍未能清關和付款，并開始抱怨國內市場蕭條、財務困難，無法如期付款提貨。2003年底，B公司要求A公司更改全部單據，并將提單收貨人改為土耳其的C公司，稱C公司可以申請進口許可，從而完成清關。但是，A公司此時已對B公司完全喪失信心，不敢將正本提單放給B公司。2004年2月，A公司將此案委托給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下稱“中國信?！保┐鸀樽肥肇浛罴袄ⅰ?/p>

　　追收過程

　　作為專業的國際商賬追收機構，中國信保認為B公司在無法提貨，甚至在未獲得轉賣收入前不可能對A公司付款。因此，在征得A公司同意后，中國信保迫使B公司以遠期匯票作為對A公司付款擔保的基礎上，完成了貨物的清關。于是，在對尚處于海關保稅倉庫的貨物進行了大量重新確認工作后，中國信保以經大使館認證的提貨授權書換取了債務人承兌的匯票，付款到期日為2005年2月。其后，因為土耳其海關新規則的啟用，B公司成功清關已是2005年3月中旬。但是，B公司在提貨后仍未付款。

　　由此可見，B公司并無任何還款誠意，無數次的付款承諾都是一紙空文，友好協商無法幫助A公司挽回損失。2005年8月，經A公司同意，中國信保向土耳其當地法院申請了對B公司的支付令。9月，中國信保律師與法庭執行官共同查訪了B公司辦公室，但未發現任何可以迅速變現的財產，只有少量辦公家具可供執行拍賣以抵債。在繼續尋找可供執行的B公司財產的同時，中國信保密切關注土耳其海關的進出口信息，希望能夠扣押到B公司的貨物。但是，上述兩項措施進展均不順利，在執行期間B公司沒有貨物通過海關，而且也無人愿意購買B公司拍賣的財產。

　　鑒于支付令執行程序已難以使A公司得到實質性補償，在與A公司多次溝通、協商后，中國信保決定申請債務人破產，通過破產向B公司施加壓力，作最后的努力。2006年6月，中國信保在當地申請債務人破產，經過必要的破產申請程序、數次聽證和聽取專家證言后，當地法院于2007年2月底通知B公司，如在3月底聽證前B公司仍無法清償債務，將宣告其破產。B公司律師抗辯未果，遂與中國信保協商，經數輪艱苦談判，最終雙方以3萬美元達成債務和解協議。

　　案例分析

　　（一）票據和支付令中國信保在介入本案之初，就明確本案的債務人B公司并非誠實守信的商人，付款意愿存在較大問題。所以友好協商并非解決問題的有效方式，必須在必要時采取有強制性的法律手段。但是，在土耳其進行民事訴訟耗時耗力、投入太大，無論是通過提貨前訴其違約，還是提貨后訴其拖欠貨款，僅憑前期書面文件和雙方均有違反合同約定行為（A公司遲交貨）的事實，訴訟將轉為持久戰。因此，通過協助B公司清關提貨來換取其承兌的遠期匯票，目的就在于使A公司債權基于票據的存在而得到強力保證。當通過法庭對B公司申請支付令時，承兌匯票使工作效率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

　　土耳其的《執行與破產法》（Enforcementand Bankruptcy Act N..2004）最早于1932年9月4日生效，最近的兩次修訂是2003年7月30日和2004年2月21日，修訂目的在于加快部分債務案件的執行速度。比如，基于票據確認的債務，都可以直接通過執行機構申請執行。債務人若未在十日內提出拒絕付款，即視為接受債務，法庭將依此做出判決。如債務人提出拒絕付款，就必須向法庭提供付款擔保，如事后發現債務人無合法理由拒付，債務人還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因此，基于票據無因性原則，追收過程中得到的承兌匯票使中國信保在申請對B公司的支付令和破產時都不必與債務人過多地糾纏于實際貿易過程。

　　根據《執行與破產法》，債權人可以依據已生效判決或相當于判決的文件（支付令）到執行機關（ENFORCEMENT OFFICE）申請執行。接到執行申請后執行機構會向債務人送達執行令。基于訴訟保全等臨時禁令，部分執行程序可能在判決最終做出前開始，如果債務人希望延期執行，則需向高等法院上訴，并提供相應擔保。一旦高等法院確認了維持初審法院判決，則延期執行令將被取消。在接到執行令7天內，債務人應向執行機構償付欠款或提交關于其收入和財產的聲明，只要債務人不能提供高等法院的延期執行令，對其財產的強制執行將持續進行，債權人也可以申請對債務人財產的扣押。

　　另外，本案中提到的支付令程序在絕大多數法制國家均有類似規定，或稱簡易程序。其特點在于程序簡單、快捷、易于操作。相對于普通民事訴訟程序雖有效力不足的缺點，但優勢在于成本低廉。針對債務金額較小，參與普通民事訴訟風險較大的追收案件，采用支付令程序（簡易程序）是很好的選擇。

　　（二）適用破產措施的經驗判斷本案經由執行機構對B公司財產進行了扣押及拍賣，但仍未能獲得實際收益。因此開始考慮通過申請B公司破產繼續施壓。申請破產程序也是先由債權人向執行機構申請，要求判令債務人在一定期限內償付債務，如債務人不能如期償付，則債權人可向有管轄權的商事法庭直接申請債務人破產。

　　根據土耳其的《執行與破產法》，債權人可以基于金錢性質的訴求申請債務人破產。一旦債務人被申請破產，該項申請就會披露在報紙的公告欄里，債務人的商譽將受到嚴重影響。雖然破產案件涉及清算、債權人會議等程序，往往需要經過較長時間才能審結，但結果通常只會有兩個：一是與債權人和解償還（全部或部分）債務，二是破產。一旦債務人被申請破產，清算人將檢視債務人的所有賬冊，如發現不符之處，公司負責人可能會被追索個人責任或受到刑事處罰。

　　當然，上述情況并不多見。通常情況下，債權人都是以可能導致的不利后果為手段，通過發起破產申請向債務人施壓，迫使債務人和解，這和訴訟追索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是相對于訴訟的舉證要求，在土耳其申請破產的工作量及手續顯得更加簡便一些（但并非在所有國家都是如此）。

　　通過申請破產追收欠款是除訴訟追收外的另一種強力手段，根據實踐經驗，適用這種措施一般需要以下4個前提：

　　1.標的無爭議。

　　即需要債權人有確定的還款協議或付款擔保（票據）。否則，債務人將很容易通過提起抗辯使案件轉入普通訴訟程序。此外，標的金額宜中等或偏小，通常不超過30萬美元。此類金額的案件大多是普通的貿易拖欠。最后還要注意，雙方歷史交易不要有太過于糾纏不清的問題。

　　2.債務人確有清償能力。

　　這點不一定限于債務人公司，對于多數小型貿易公司而言，公司負責人和公司的財產是很難分開的，此類負責人也最懼怕賬務不清的問題，因而有不愿公司破產的理由。在中國信保處理過的一宗荷蘭案件中，債務人是私營個體企業，其負責人將公司的20萬美元借給自己個人使用。中國信保發現該紕漏后，立即申請凍結該公司財產作為訴訟保全，因此很快迫使債務人達成和解。

　　3.破產法律程序相對中立。

　　破產法的傾向性對于是否采用破產措施非常重要。此外，破產程序是否完善也與此相關。如果破產法傾向于破產保護，也就是更重視保護債務人，并且程序非常公正、面面俱到（比如美國的破產法），就不宜采用破產措施。如果破產法相對而言比較中立，既不偏向債務人也不偏向債權人，甚至是更注重保護債權人利益，那么通過申請其破產追索欠款還是比較可取的。

　　具體操作時還需要滿足法律規定的特別條件。比如美國破產法要求債務人已經一般性地停止清償，而荷蘭破產法要求必須至少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債權人共同提出申請，才可以啟動債務人的破產程序。

　　4.破產申請的費用支出相對合理。

　　啟動破產申請程序，通常需要支付一定的前期費用。一般法律都規定需要由申請人支付少額的申請費。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清算人的費用也可能會要求由申請人支付，尤其是當債務人提交的初步財產說明顯示財產可能不足以支付破產費用時更是如此。此類情況下，債權人可以與清算人協商，要求清算人從破產財產中首先扣除清算費用。本案的訴訟加破產一共預付了標的額的5%作為律師及法庭費用，采用這種“全包式”的費用支付方式總體而言具有可預見性強、操作方便、成本相對可控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