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戴維·麥考密克的中國之行注定將是不同尋常的。其出訪目的顯而易見：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其情況之復雜，演進速度之快，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就連身在危機爆發的旋渦之中、身為參與應對挑戰決策的麥考密克自己也承認，“身臨其境，也很難理解發生的一切”。可以想象，作為美國國債的第二大債權人——中國，也許就更迫切地希望了解金融危機的程度與進展。“我出訪的目的，一方面是出于尊重，要向中國解釋所發生的情況；同時也希望了解我們在中國的朋友和同事怎么看待所發生的一切，特別是從中國的角度，希望獲得中國是如何看待美國所發生情況的看法，從而使我們更好的理解美國發生的情況對全球的影響。” 麥考密克對記者說。

    雖然訪問中國的行程已定，北京-上海-香港，但是目前仍然還不確定到底會見到誰。“但是我已經要求約見一系列中國經濟領域的領導人”，他這樣告知記者。

    麥考密克帶著對美國經濟的最新判斷和資本市場的演變，以及美國打算如何解決危機以及下一步將要采取的步驟和措施，向中國領導人提供最新的信息，并不排除同時也會尋求亞洲特別是中國的幫助。

    在麥考密克臨行前的17日凌晨，本報記者通過越洋電話，對他進行了獨家專訪。

    1、美國會不會出現日本“失落的十年”？

    “我們希望我們采取的步驟，會避免金融行業的長期影響。我們希望我們最終會能夠在2009年穩定經濟，并在2010年回到增長的拋物線上來。”

    趙憶寧：十分感謝您給我們報紙一個專門采訪您的機會。我有十個問題向您提問。

    我們知道現在美國經濟已經陷入了衰退。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經濟雖然沒有出現GDP連續兩個季度的負增長，但是已經連續四個季度低于2-3%。即使洶涌而來的金融危機得到了控制，衰退也將延續。據IMF10月2日的《世界展望報告》預測，2009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0. 1%(日本0.5%；歐元區是0.2%)。您認為，美國經濟由進入衰退到調整直至真正恢復，要用多長時間？人們擔心，美國會不會出現日本“失落的十年”的狀況。

    David McCormick：這個問題是關于美國經濟的展望。我認為目前金融危機顯示出來的結果之一是美國經濟持續運轉的能力和經濟本身的彈性有多強(how well the US economy has held up, how resilient it is)。盡管我們的金融市場和住房市場在過去12個月里面已經非常緊張，上個季度我們的經濟增長還是達到了2.8%。我認為現在發生的事情是：在過去幾個月中信貸狀況嚴重疲軟，尤其在過去的幾個星期里若干市場發生困難狀況。(The credit condition have weakened dramatically, and there has been difficult occasion in several markets in the last several weeks.)這一定會對美國經濟造成負面影響，目前還很難預測負面影響的程度，但是今后的幾個季度形勢將會是比較嚴酷的。希望能夠看到信貸市場穩定下來——現在正在看到一些初步的跡象。等到信貸市場最終穩定下來，它將成為美國總體經濟流動性的來源。不過現在可以肯定，美國經濟正在放緩，這必將會是一個考驗。就日本的“失落的十年”，我們在應對市場問題的根源時，顯然是盡可能積極進取，先發制人。我們希望我們采取的步驟，會避免金融行業的長期影響。我們希望我們最終會能夠在2009年穩定經濟，并在2010年回到增長的拋物線上來。但是，無論如何，現在無疑是一個困難時期。

    2、這次金融危機與1929年有何異同？

    “從任何一個尺度上來說，1929-1933年的大蕭條的危機程度都比現在要嚴重得多。”

    趙憶寧：據我所知，您曾經多次講過，1929年時沒有凱恩斯(指凱恩斯主義尚未形成)，今天人人都是凱恩斯。您是否能夠描述這次美國金融危機與1929-1933年大危機的相同點與不同之處？

    David McCormick：就現在的狀況與1929-1933年發生的情況相比較，我認為有兩個主要不同點。第一個是，盡管我們面臨金融行業的巨大考驗，我們的總體經濟基本面依然良好。我們雖然會看到未來幾個季度經濟繼續放緩，但就住房問題的影響程度和范圍、取消抵押品贖回權發生的數量、失業率的數字而言，現在的經濟基本面依然良好。這是和當年的一個巨大的區別。

    所以盡管我們的經濟面臨很大挑戰，但是我認為，這次危機與1929-1933年的相同點非常有限，無論從經濟問題的規模和問題持續的時間，從任何一個尺度上來說，1929-1933年的大蕭條的危機程度都比現在要嚴重得多。

    當然，我們現在還在危急之中，所以政策制定者采取行動來最小化危機，這對經濟的影響就顯得十分重要。

    我認為第二個不同之處是：根據我自己的經歷，在1929-1933年危機中，政策制定者們是在盡量回應金融行業的災難，所以他們沒能對出現的一些情況作出先發制人的反應。面對這次危機，就我們自己來說，我們首先是看到市場出現的困難，進而快速做出對金融機構的政策反應，包括資產注入、對銀行提供擔保，其目的就是為了防止金融系統被根本性的摧毀，進而出現1929-1933年那樣最終導致了大蕭條的恐慌。所以我認為，從若干尺度上看，這兩次危機是有著根本性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