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累積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的劃分不對稱有很大的關系，地方政府財權過小，但事權又過大。解決之道，是增加地方政府 “財權”，也就是變革稅收體系。如果地方政府分享增值稅的比例有所上升，既可緩解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也能有效激勵地方政府提升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

　　地方債務一直是中國經濟前行最大的不確定性之一。2010年至2011年后續貸款約為2至3萬億元，如此，到今年末地方債務將達到10萬億元，相當于2009年全國GDP的三分之一、國家外匯儲備的70%！說到底，地方債務問題就是“一雙小腳穿了一雙大鞋”的問題：地方政府財權過小，但事權又過大！

　　6月1日央行發布《2010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年底全國共有地方政府融資平臺1萬余家，同時央行稱平臺貸款在人民幣各項貸款中占比不超過30%，而央行此前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年底人民幣各項貸款47.92億元，由此可以粗略推出一個上限值，平臺貸款占比不超過30%意味著平臺貸款規模的上限約為14.4萬億元！兩年前，2009年5月底央行公布的信息顯示，全國共有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3800家左右，總資產規模約9萬億元，總負債規模升至5.26萬億元，平均負債率為60%。5.26萬億元的負債相當于2009年全國GDP的15.7%、相當于全國財政收入的76.8%、相當于地方財政收入的161.35%。短短兩年，地方政府債務竟膨脹得如此之快！

　　清理地方債務問題，與房地產行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當前房價不斷攀升，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地價不斷高企。“高房價”與“高地價”好似一對犬牙交錯的齒輪。 2010年全國土地財政收入2.9萬億元，地方債務危機往往與土地市場密切相關，地方政府以土地財政為誘餌，大量獲取了商業銀行的低息貸款，而這些商業貸款大部分本該是流向民企，成為激活民企的“救命錢”。

　　在一系列嚴厲的調控政策下，房價上行態勢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以北京為例：據北京房地產交易管理網顯示，截至5月31日，5月商品房期房住宅簽約套數為6139套，環比4月下跌了1.3%；簽約均價為19710元/平方米，環比4月20480元/平方米下跌3.8%，再次跌到2萬元以下，往昔“紅五月”的熱鬧場面未再現。樓市的趨冷勢必影響土地市場。據統計，今年前五個月北京共出讓79宗土地，土地總收入達到264.7億元，約為去年同期的43.7%。而去年前五個月，北京公開出讓土地96宗，成交額達到了603.4億元。

　　土地是地方政府這些年來敢于大規模借貸的底氣所在。“土地財政”不給力了，勢必加速地方債務危機的暴發。正如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所言，“土地財政已經走到盡頭了，不能老靠賣地來建設。”房地產問題已成經濟體系的頑癥。最近幾年的房價是“越調越漲、越漲越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一直在各方利益中尋求平衡以及再平衡，對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也是一樣的道理。如何設法徹底解決問題，而不是暫時吃 “止疼片”，急需我們拿出對策。

　　筆者以為，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累積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的劃分不對稱有很大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政府的中央與地方更像是總公司和分公司的關系，中央政府擁有對地方政府絕對的設立和任命權，債務自然也由中央承擔，所以，我國地方政府投資沖動，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權利和義務的不對等，及中央管理地方時的信息不對稱。

　　就“財權”而言，增值稅、消費稅、營業說和所得稅是我國最重要的四大稅源，其中增值稅的75%歸中央、25%歸地方；消費稅全歸中央；所得稅的60%歸中央、40%歸地方；營業稅中鐵道部、各銀行總行、各保險總公司集中繳納的部分歸中央政府，其余歸地方。不難發現，在這樣的財政格局下，地方政府能得到的“軍餉”確實有限。

　　就“事權”而言，地方政府承擔著本地區大部分建設任務，因為缺乏財權，地方政府承擔的大型建設項目，需要到中央各大部委去要資金，于是演變出跑“部”“錢”進的現象。會哭的孩子有奶喝，不哭的孩子干受窮。這在某種程度上也符合中國傳統“官本位”的思維方式。一些膽大的地方官員開始自謀“錢”路，其手中掌管的土地資源變浮出水面，進而有了土地財政的故事。

　　那究竟從何著手解決這個難題呢？筆者認為，有兩個方向：第一、增加中央的事權；第二增加地方的財權。就第一個方法而言，中央增加事權就意味著集權的“加強版”，從經濟學的效率理論而言，顯然是不妥的。因為行政化色彩過濃的市場往往是低效的。就第二個方法而言，地方政府增加“財權”。財權的劃分就是稅收體系的變革。消費稅具有特殊性，必須由中央統一控制，增值稅則不同，當前國家大力提倡產業升級，如果地方政府分享的25%比例有所上升，一來可以緩解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二來也能有效激勵地方政府提升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

　　讓我們再重新梳理思路：欲為地方政府真正找到一條取代土地財政的出路，地方債(債券直接融資)和房產稅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從增加地方財政收入角度考慮，那或許是替代土地出讓金的可靠辦法，而從整體經濟增長角度看，加大保障房建設力度應是有效途徑。

　　面對2008年的次貸危機，政府果斷地推出經濟刺激方案，確實使中國經濟成功實現了V型反轉，功不可沒，但巨額地方政府債務隨之而來。這是無法避免的副作用。現在，從地方債務清理推向全面改革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從經濟結構的轉型，到稅收體系的重構，從土地財政的退出，到中央與地方事權和財權的重塑，這一切改革成敗的關鍵在于中央政府的決心。因為要徹底清理地方債務，全面的經濟改革乃是必經之路！

　　(作者趙曉系北京科技大學教授 李慧忠系高和投資金融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