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僅舉兩個例子為證：先看產能過剩，統計顯示，當前我國產能利用率平均僅約80%，按照85%—90%正常水平來考量，我國目前的產能利用率已接近危險水平。再看環境污染，關測算表明，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我國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帶來的經濟損失約相當于GDP的8%，2005年以來這一數字雖在下降，但到2011年仍高達4%左右。

　　從金融角度看，以上列舉的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各種“水分”的直接成因都是資金配置效率低下；而實現無水分增長的前提就是破除各種制度性和政策性藩籬，促進資金的自由流動，提高其配置效率。這就意味著要順應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需要，大力發展和完善多層次的金融體系，使得資金能夠更多地流向融資比較困難，但盈利前景卻比較好的創新創業型企業，而這類企業當中就有許多是中小企業。

　　由此看來，以可負擔的成本將金融服務擴展到中小企業等群體，提高金融服務的可得性是提升實體經濟運行效率的必要前提和基本保證。包容性金融如果能夠切實幫助中國經濟實現提質增效，那么也就能夠成為一項適應經濟發展新階段融資需求的金融發展戰略。

　　當然，從整體上看，實體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提升反過來也能夠降低金融體系中蘊含的風險，提高資金的收益率，促進資金的快速積累，從而提高金融機構的贏利水平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簡言之，發展包容性金融的最根本目的就是提高實體經濟的運行效率，而不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即便在提高金融服務可得性的過程中客觀上起到了增進社會公平的作用，那也是在實體經濟運行效率得以提升、金融機構也至少能夠獲得行業平均利潤的前提之下實現的。

　　相較之下，公共財政則首先強調公共性和非贏利性，提供公共服務、調節收入分配、實施宏觀調控等措施的目的都是拾遺補缺、維護公平、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盡管在運用財政資金的過程中也要強調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但其最終目的還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二者之間的差異可謂涇渭分明，切不可混為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