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全球治理

　　中國目前的挑戰，不僅包括在國內積累共識，還包括參與到國際經濟政治的對話中去。而其后的大背景，也是新世紀 （002280 ,,,）世界經濟版圖的持續變化。

　　2000年，七國集團在世界上所占GDP比重達到三分之二，但之后出現了“金磚國家”，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速度比過去快很多。“真正的交流，不能是你講我的不好，我就講你的不對。”林毅夫認為，思想界的任務不是去打口水仗，而是“幫助世界真正了解中國的成就，也幫助中國更好地學習國外的經驗教訓。”

　　2010年10月，美國首都華盛頓。

　　世界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舉行了一場名為“全球經濟治理”的研討會。時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致閉幕詞，題為“應對全球經濟失衡”。出席者中，值得一提的包括丹麥福利國家的理論旗手、歐洲社會黨的現任主席波爾·拉斯穆森，以及意大利前總理、歐洲進步研究基金會現任主席馬西莫·達萊馬都。

　　他們在思想的譜系上，與1998年前后美英德法的領導人克林頓、布萊爾、施羅德、若斯潘相聯系。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吉登斯那里，“第三條道路”的政治經濟主張，已經延伸到了國際社會中，變成了“全球治理”。

　　林毅夫貢獻了自己的看法：為了應對發達國家產能過剩這個揮之不去的陰影，需要超越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古老爭論。前者為了刺激需求，“今天挖坑而明天又把它填上”的短期政策收效甚微；而后者迷信經濟的“自動穩定效應”，認為最終增長能夠讓財富自動溢出，通過“涓滴效應”惠及窮人。

　　必須進行創新探索新路，他暢想了一個“全球版的馬歇爾復興計劃”：由持有儲備貨幣的發達國家，對面臨增長瓶頸的發展中國家進行“造血式投資”；前者獲得了訂單，后者則獲得了基礎設施，能幫助其釋放增長潛力，反過來又給發達國家帶來更大的市場需求。

　　回歸經濟學的本質

　　看完奧運會的開幕式，北大的經濟學教授海聞上網更新了一條信息，“英國工業革命的歷史，也是中國目前經歷的寫照。不要怕亂，這只是個過程。”從圈地運動的“羊吃人”，到引以為傲的國家健康體系，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確實在走向秩序和文明。只是這個過程，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達成的。

　　因為從近60年的發展績效看，大部分國家其實一直處在“又亂又窮的陷阱”里面。從1950至2008年間，世界上只有28個經濟體——其中只有不到一半不在西方——能夠以至少10個百分點的速度縮小與美國的人均收入差距。

　　再往前說，惠及普通人的普遍富裕和經濟增長，不過是近300年前，在少數幾個西歐國家發生的事。為了解釋其奧秘，亞當·斯密出版了巨著《國富論》，從而開創了現代經濟學。

　　但《國富論》只是簡稱，書的全名叫做《對國民財富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林毅夫談起這本書時，特別強調“富”只是結果，關鍵是其“性質”和“原因”。不同學派與思潮的爭論，往往要回歸到什么是經濟增長的本質。“就是一個技術的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的過程。”

　　所以針對意見的龐雜、觀點的對立、意識形態化的爭吵，完全可以心平氣和地進行梳理，為下一步的改革找到“重疊的共識”。其實中國的傳統哲學，一直講究超越兩個對立極端的“中庸之道”和“不二法門”。

　　真正的經濟學，不管是左是右哪個學派，按照林毅夫的理解，背后的出發點都是一樣的——決策者是理性的。“人面臨權衡取舍的時候，會選擇他認為最好的方案。”這一點，林毅夫將其稱之為經濟學的“本體”，“道”或者“無為法”。“而不同學派的區別，在于其對經濟運行中限制條件的理解不一樣。”對于這一點上的“有差別”，要時刻保持開放的心態，不能簡單地生搬硬套、先入為主。

　　“西方有那么多學派，我們到底學哪一個？而且一直在變在創新，原來的理論都不適合它自身了，又怎能套用到中國？”林毅夫強調，“我們真的應該有信心，了解自己的問題，創新現有的理論，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財經國家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