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絕“日本病”的關鍵是

　　走大國發展之路

　　雖然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日本病”的癥狀，但還不能說中國經濟已經陷入“日本病”，而且，中國也完全可以杜絕“日本病”，這是因為有兩個根本因素在起作用。

　　其一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比日本患上“日本病”的時期低許多。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今天的人均GDP水平在6000美元左右，而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的人均GDP已經高達2萬美元以上（以2005年美元為標準，自1984年以后超過2萬美元），因此，中國經濟調整的空間比之日本經濟要大許多，尤其是中國居民消費和城市化的提升空間，與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不可同日而語。在相對如此之低的經濟發展水平上，中國完全可以在發展中解決自身的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這就好像處于青春期的少年完全可以通過適當的調理和建立良好的成長機制將自身的病因根絕。

　　中國可以根治“日本病”的第二個理由，也是更重要的理由，是中國經濟的規模潛力遠遠超過日本。中國的人口規模是日本的十倍以上，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數蘊藏著比日本大得多的國內市場，只要我們進行深刻的體制改革，完全可以啟動國內的大市場，走出一條大國發展道路，從而治理“日本病”的病根。大國與小國發展路徑的根本區別，在于大國自身可以形成一個巨大的市場，這個市場既可以產生大企業，也能夠催生自身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特殊的產業和技術，而這些產業、技術以及大企業能夠為本國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長期動力。

　　因此，為了根治“日本病”病根，我們必須堅持大國發展道路。為此，有兩個方面的改革急需解決。

　　第一是想方設法提高內需。短期來看，這有賴于通過堅定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調節國民收入分配的大格局，具體說來，就是通過大規模減稅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國居民消費的上升空間巨大，但是根據筆者和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金融系博士生陳實的計算，目前約束中國消費增長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速度緩慢，一旦居民可支配收入能夠進入一個持續上升的通道，中國內需上升的空間就將進一步打開，從而能夠從根本上減少對外部市場的需求。與此相關的是我們必須加快城市化進程，城市化不僅能夠帶動短期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上升、內需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可以相對較快地吸收農村剩余人口，這有利于改變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比重下降的格局。根據筆者和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劉玲玲、王紅領的測算，當中國的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匯率計算達到8000美元時，也就是再過3年左右的時間，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將會進入上升通道，一旦這一格局形成，中國居民消費比例不斷上升的良好局面就會出現。

　　第二是必須在資本市場上下功夫，不斷擴大這一市場上優良資產的供給，為占GDP比重高達170%（相當于8萬億美元）的存款提供有效的投資方向，以此化解資產價格不斷上漲的壓力。如果中國的資本市場尤其是股市迅速擴張，能夠在未來五六年內通過資產供給擴張的方式，使深滬兩市A、B股的總市值從2009年底的24.39萬億元翻一番，達到50萬億元，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化解資產價格泡沫的壓力。同時，巨大的資本市場也能夠自如地應對國際跨境資本流入所帶來的沖擊，就好像巨大的湖泊能夠更好地容納洪水的沖擊一樣。到那時，中國的跨境資本流動就可以最終放開，人民幣國際化的美好前景也將成形。

　　總之，我們必須直面中國經濟總體規模超越日本經濟所帶來的憂思，認真研究“日本病”的形成機理，針對中國經濟中已經初現端倪的“日本病”癥狀，加快結構調整及相關的體制改革，通過啟動內需、迅速擴大資本市場上優良資產供給的方式，從根本上消滅病根。當然，杜絕了“日本病”，中國也可能發展出自己的病癥，這需要我們進一步從經濟結構和體制上進行調整和完善，從而保持中國經濟的長期快速發展，最終在人均發展水平上趕上日本等發達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