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說亞當斯密認為人的動機都是自利的，在自由競爭條件下，你要想對自己有利，必須要生產出社會需要的物質或者是精神產品，你才能實現自己的勞動價值，從而造福整個社會。如果按照亞當斯密描述的這個境界，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下，每個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利，每個人都有追求自己收入、利潤和創業的權利，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獲得收入，獲得利潤，你必須要生產出社會效用最高的、價值最高的產品，然后再通過跟社會的平等交換，從而得到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結果。我們說市場經濟起決定性作用，這只看不見的手把每個人追求幸福的權利和勞動創造精神，匯集到你必須要創造出對社會有用的物質或者精神產品上來，那么你個人追求幸福的過程也是社會利益和人民福祉最大化的過程，這兩個過程就統一了。不但對你自己好，對社會、對國家都會好。我們大多數人的工作都是為了養家糊口，工作是謀生的手段無可非議，但是你要生產出貨真價實的產品來。為什么亞當斯密和他的《國富論》如此偉大，被公認為經濟學成為獨立科學的一個基礎，就是因為亞當斯密的學說從英國到歐洲再后來到北美，一直到中國過去改革開放三十五年的歷程，都證明了他的理論是正確的。我們現在講說市場經濟起決定性作用，要讓資本、勞動、管理、技術讓所有的創作源泉都迸發涌流，這就是要把人們追求幸福的過程和創業勞動的過程，和我們社會利益最大化，和國家的利益最大化結合起來。亞當斯密的理論屢屢被證明是正確，所以它偉大，《國富論》偉大。

　　假如，我們說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聽起來這是多么偉大的一種精神，“當然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話也不錯，但是你用這個標準來要求所有的人就有問題了。我們批評個人追求幸福不對，追求實現個人價值的最大化不對，有的時候往往適得其反，因為真正做到毫不利己的人有，但是極少。所以你必須用公眾能夠聽得懂的語言，用大多數人都能做到的標準來進行啟蒙和教育。我們要找到的應該是具有普遍規律性的東西，是符合人性的東西。

　　我們要用經濟學的框架來做一個考量。是不是經濟學就不講道德情操呢，是不是經濟學就是只顧追求利潤而不講道德呢？其實不是。亞當斯密另外一部偉大的著作就是關于道德情操的，他本身就是一位哲學家，更擅長哲學。中國5000年的歷史文明，也形成了可以說是文明程度非常高深的道德情操。比如說我們講五倫關系用忠孝悌忍善。要忠于國家，要盡孝父母，兄弟手足要至親，夫妻之間應該誠實摯愛，同時還用到一個忍字，我覺得也是非常精辟獨到的。朋友之間要講誠信，所以是善。我們傳統文化的五倫做的非常好，但是有人說中國人的私德很好，但是超出五倫的，比如說對自己不認識的人，也應該尊重，那屬于公共空間的道德。我們中國的傳統，都知道“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它是從自我做起，從小到大。你不要一上來就教育人們，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要放眼世界，要解放全人類。對于沒有文明知識的人，你一下子要求他做那么多，他是搞不明白的。對公眾進行啟蒙教育，一定要從小到大，首先你要正心，然后你要修身，修身的過程就是去除雜念，去除很多不符合規范或者是不符合禮儀的想法的過程，要一天反省三次。修身之后就要齊家，古時候中國人的家庭很大，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叔、大伯都在一起，要齊家也是不容易的，所有治國中的問題，在齊家過程中都能遇到，所以先要正身、修身、齊家，然后才是治國、平天下。教育人熱愛也很簡單，一個人理先熱愛自己的家鄉，熱愛自己的小村子，然后再熱愛自己的縣城，熱愛自己的省，再后來熱愛自己的國家，甚至再大也可以，那也得一點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