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1987年之后，榮智健從中信集團那里得到了人事權和經營權，而中信集團給予榮智健充足的資金支持，使其順利地從國泰航空、港龍航空、香港電信、泰富發展購入股份。中信泰富公司誕生，榮智健時代開啟。直到1996年，榮智健向中信集團董事長王軍提出了管理層收購的要求，使榮智健為首的中信泰富管理層獲得了25%的股權，而榮氏也一躍成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東。

　　1993年，榮毅仁雖然因當選國家副主席而辭去中信董事長，但其對中信集團的影響力仍然很大，這也使得中信泰富在20世紀90年代所發揮的意義并不僅僅是中信集團在香港的融資和收購平臺，其對香港回歸之前穩定香港商人情緒、保持中央政策通達、幫助港商在內地投資都起到了無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進入21世紀之后，一方面，由于越來越多的內地公司在香港上市獲得大量資金，國內資金甚至出現了過剩的局面；另一方面，隨著香港、澳門回歸，中信泰富的“政府背景”日漸淡化，因而包括中信香港在內的許多“窗口公司”的作用和“亦官亦商”的身份日漸喪失。

　　這讓中信泰富的公司越來越成為純粹的商業公司。不過，在這次危機中，中信集團依然出手護盤——宣布承擔中信泰富超過10億美元的債務，這也客觀上稀釋了榮智健在中信泰富的股份至11.5%。中信集團“二把手”常振明從集團空降中信泰富，也將有利于中信泰富恢復元氣。但由于外匯買賣合同未設止損金額，這筆買賣最終會讓中信泰富賠到什么程度依然要看美元對澳元外匯走勢而定，最終答案會在2010年10月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