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資銀行口中千好萬好的一種名為累計期權(Accumulator)的金融衍生產品最終讓中信泰富傷痕累累。該產品多由投資銀行出售給高端客戶，在合約簽訂的年限內，客戶可以恒定價格持續購入外匯，出于對未來鐵礦石價格上升和澳元不斷升值的擔心，中信泰富選擇了澳元作為買賣產品，但也正因只考慮了對升值的擔心，這筆合同并未考慮相關貨幣貶值而設定止損金額，從而為日后的無限量虧損埋下禍根。事實上在中信泰富事件之前，累計期權因為高風險在業內已經聲名狼藉，并獲得了“I kill you later”(我早晚滅了你)的綽號。

　　但在榮智健看來，中信泰富巨虧并非孤例，而只是眾多不幸者中最不幸者。他曾坦言：“我不認為買這種產品的只有中信泰富一家。近年來，許多中國公司去國外收購礦產和能源資產，尤其是在澳大利亞。但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上揚和澳元在前一階段一路走高使得他們的確有對沖風險的需要。”

　　現如今看來，中信泰富因為“投機”金融衍生品遭受如此大的損失，致使榮智健“非典型謝幕”恰恰是印證了其曾祖父榮熙泰那句“固守穩健、謹慎行事、決不投機”的訓誡是多么具有遠見卓識。

　　二十年風光遠去

　　自榮熙泰以降，歷經榮德生、榮宗敬兄弟興業，榮毅仁維系，榮智健已經是近代榮氏家族第四代了。今年1月，《榮氏宗譜·梁溪卷》舉行了頒譜慶典，榮毅仁、榮智健父子的錄入顯得濃墨重彩。耐人尋味的是，正當頒譜慶典之時，正是榮智健被中信泰富巨虧案弄得焦頭爛額，備受各方壓力接受司法調查之際。

　　不可否認的是，近代榮氏家族的命運映射出中國現當代歷史和民族工商業的沿革。而榮毅仁、榮智健父子的勇敢抉擇更是改變了歷史。

　　改革開放初期，被陳毅稱為“紅色資本家”的榮毅仁向鄧小平提交了《建議設立國際投資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見》，在鄧小平的應允之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今中信集團的前身)成為了直屬國務院的投資機構，成為“中國在對外開放中的一個窗口”，而這也是中國日后成立一系列“窗口公司”的發端。

　　而在當時，作為中信集團全資子公司的中信香港成為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多家“窗口公司”之一。1986年榮智健加入中信香港，被香港媒體視為中信集團在香港的政商操盤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