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產業與金融融合最好的實踐者，日本模式中融入了更多時代的特色

　　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破壞性極強的9級地震之后，公眾普遍認為日本的經濟在一定時間內難以恢復。但在專家的眼中，在日本的產融結合的模式下，日本國內的損失不足以影響日本整個經濟體，因為日本在海外投資所帶來的經濟體量遠大于國內。

　　“日本的產業鏈條已經遍布世界范圍。”中國社科院日本經濟理事會理事白益民說，“很少有人知道，豐田、東芝以及"7-11"、Versase等耳熟能詳的品牌背后，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三井物產。”

　　三井物產熱衷于通過各種程度的持股形式，參與和滲透到產業鏈的上下游企業中，在保證對資源的充分占有的同時，又通過控制貿易端而獲取利潤的最大化。

　　它將財團關聯企業推到臺前，不斷地擴大著市場、資源和疆土，而自己則隱藏起來，像極了"影子帝國"里的王者，不動聲色地觀看著一幕幕城池的"攻陷"和王國的擴張。”白益民在《瞄準日本財團》一書中如是描述。

　　日系產融進化歷程

　　早期日本的財團并非現有模式，日本現代財團進化的催化劑源于二戰。

　　二戰以前，日本的企業都是以財閥（金融資本集團）的形式存在。財閥原本是日本戰前的金融資本集團的通稱，主是指日本19至20世紀的三井商社、住友商社、三菱商社及安田商社4大企業集團。由于金融資本集團是和濃厚的封建家族聯系在一起的，因而人們習慣于把日本的金融資本集團稱為財閥。在二戰期間，鲇川、淺野、古河等6家新財閥崛起，總稱為日本十大財閥。

　　日本戰敗之后，財閥模式也被打破。戰勝國意識到，大型財閥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背后支撐力量，工業化體系背后也是大型財閥。這一時期，日本出現了短暫的產、融分離的格局。很快，日本出現了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政府也不穩定。

　　但幾年后，這一局面就被打破。

　　朝鮮戰爭的爆發，適時地緩解了日本國內的經濟衰退。參與了朝鮮戰爭的美國此時已無暇顧及改造日本經濟了。潛在的另一個原因是，美國此時急需日本的支持。這給日本產融結合提供了機會。1955年加入關貿總協定的日本，產融開始聚合，財團重新出現。

　　“日本之所以產生財團，是他們不希望外資進入而失去對產業的掌控。”白益民分析說，“依附于外資勢必造成產業的分散”。

　　此時重新聚集起來的財團已經不同于原來的財閥。“原來的家族成員被趕走之后，經營企業的都是職業經理人。”

　　一直擔憂日本財團的美國開始動用《反壟斷法》，規定金融公司持有一家公司的股權不得超過10%。而日本財團為了適應環境，發生了“基因轉變”，由原來的一家公司直接控股轉為持有不同公司的股權，進而通過不同的公司再聯合持股，達到控制該家公司的目的。

　　但這還不是現今日本財團的真實面貌。事實上，在金融資本進入產業之后都面臨一些問題，或是不懂產業，或是不懂市場。為了牢牢控制全產業鏈，日本財團又開始了基因突變。

　　白益民認為，日本財團發展到這一階段時，已經由原來的金字塔持股形式，變成了網狀的球體結構。而牢牢將產業和金融聯系起來的，是商貿。

　　“日本的產商融模式是別的國家沒有的。商貿是連接產業和金融的環節。”白益民指出，日本的財團開始向綜合商社演變。他們的業務不僅限于貿易，還包括投資、給中小企業融資，由此帶動成套設備的出口，做項目（事業投資）。這些商社的持股方都是金融機構，后來變成了產業投行以貿易為平臺，進行產業投資，不是為了控股，而是為了編織產業鏈。“通過和這些企業進行信息溝通，進而掌握企業本身的需求，為其服務。從你想要什么樣的服務我做什么樣的服務，到最后讓你依賴于這種服務。商社的發達，最后變成了產商融的結合。”

　　編織產業鏈

　　不同于歐美等地的產融結合模式，日本的產融模式更像是修了一個水庫，保護產業鏈內的企業旱澇保收。

　　在產商融的模式下，日本造就了5萬多家百年企業，以及新一代的財團，豐田財團就是其中一個。“豐田在日本被稱作豐田銀行。它的現金流達到了200億美元。”白益民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汽車只是豐田財團旗下的一個公司。

　　而從豐田汽車進入中國市場的歷程，就可以看出產業、商貿、金融之間是如何緊密作戰的。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后重新煥發生機，德國大眾等一批公司看準時機進入中國合資辦廠。這其中卻未見豐田汽車的“身影”。

　　直到1998年，豐田汽車才邁出了進軍中國的第一步，在成都合資建立了四川豐田汽車有限公司，豐田通商為其合資方之一。

　　四川豐田投產不到一年，就產銷“柯斯達”客車2000多輛，幾乎沒有庫存。在其后相當一段長時間里，豐田“柯斯達”一直占據中國各級領導的公務活動用車市場。

　　此后，在豐田通商幫助下的豐田汽車，又建立了沈陽沈飛日野汽車制造有限公司、天津豐田汽車、廣州豐田有限公司，僅2005年一年就生產了18.5萬臺以上的汽車。

　　白益民指出，表面上豐田汽車按兵不動，實際上，其背后的豐田商社早已開始了中國的布局。正是因為豐田通商的小心布局，豐田汽車才能在中國創造如此好的銷售成績。

　　實際上，1987年，豐田通商與札幌啤酒合資成立了華樂種苗有限公司。華樂的存在，更深的一層目的，是為了深入研究中國內地汽車市場，為豐田汽車日后可能的發展奠定基礎。

　　在近距離觀察中國市場的兩年后，豐田通商與小糸制作所合資成立上海小糸車燈有限公司，專門生產汽車燈具。這家公司日后發展成為中國本土最大的汽車燈具制造商，2005年時的市場份額超過50%。

　　從1993年至1998年期間，豐田通商共建成28家企業，其中24家為汽車生產服務的企業，4家主營進口貿易及銷售。這些貿易公司以及汽車零部件配套生產企業，順利地解決了豐田汽車的銷售問題。

　　事實上，人們熟知的豐田汽車只是豐田財團旗下5家世界500強企業（豐田汽車、豐田自動織機、豐田通商、愛信精機、日本電裝）之一。豐田財團還擁有十幾家財團一級企業，均是世界知名企業，產業鏈覆蓋汽車產業從上游原料到下游物流的所有環節。

　　在日本，豐田財團的地位可以視為與三大財團（三菱、三井、住友）集團及三大銀行財團（芙蓉、三和、第一勸銀）并立的較獨立的企業集團。受東南亞金融危機拖累，1997年三井財團的櫻花銀行出現經營不善情況時，曾向豐田要求增資。制造商援助銀行無論是在哪里都是一個特例，豐田財團強大的實力可見一斑。

　　財團模式被復制

　　日本的產融模式很快被韓國復制。三星便是其中較為經典的一家。

　　韓國三星財團的創始人李秉哲少年時期留學日本，就讀早稻田大學專門部政經科。

　　1941年三星商會改稱“株式會社三星商會”，由一個私人商會初步具備了現代企業雛形。李秉哲在漢城經營國際貿易，開始了他的財富積累。1948年三星商會改稱三星物產公司，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股份制企業。

　　1953年8月，三星建立了“第一制糖株式會社”，從商業資本轉變為產業資本。當時三星通過日本三井物產，引進了田中機械的成套設備。后來的肥料廠建設，李秉哲最后也是同日本的三井物產就引進資金和技術達成了協議。

　　三星物產綜合貿易商社的建立，三星重化工及三星半導體技術產品的飛躍發展，無不模仿日本企業的經營管理制度并與日本有關企業保持密切的關系。特別是在經營合理化方面，三星幾乎是定期向日本商社進行咨詢。

　　三星作為先導企業，比政府先行一步積累了國內外有關經濟和法律方面的大量資料和情報。韓國政府建立“綜合商社”的方案幾乎全是以三星提供的資料為基礎制定的，三星物產公司因此被政府指定為“綜合商社1號”，成為韓國綜合商社的先驅和樣板。

　　此時，三星物產作為綜合商社，主導著韓國的對外貿易，為韓國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和世界化發揮著“火車頭”的先導作用。

　　李秉哲認為，同樣缺乏資源的韓國，尤其要學習日本的經驗，發展高技術產業。有意思的是，作為學生，三星的目標是，超越日本半導體業者。（記者 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