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美國財長杰克·盧(Jack Lew)則在周一(2月10日)緊急叫停對養老金和退休金的政府投資，以便在上調債務上限仍然不見眉目的情況下保持聯邦政府借貸能力，而美國財政部預計，上述行動將給聯邦政府節省超過1750億美元借貸能力。

　　基于此前的經驗，大家并不認為美國的這一輪債務上行危機會鬧到無法收場的地步，上周評級機構穆迪也因此維系了對美國評級前景的樂觀態度。但一旦有更多的意外狀況發生導致美國主權債務被推入違約的深淵，那么此前剛剛略微平靜下來的國際金融市場將有可能勢會掀起新一輪的驚濤駭浪。

　　人民幣，從拒絕升值到拒絕貶值

　　進入2014年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是否“破6”成為熱議話題。其實大可不必糾結于具體數字。人民幣匯率問題，可分為兩個子問題，一是高估還是低估，二是匯率將會升值還是貶值。前者是一個價值估測，后者是一個趨勢判斷；低估了未必就漲，高估了也未必會跌，兩者不是一回事。

　　筆者的觀察是，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之后的頭10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基本上是被低估，但是中國對升值持抗拒態度；到如今，人民幣匯率處于均衡甚至高估的位置，但是中國卻拒絕貶值。這個態度的轉變，反應的既是領導集體在治國理念上的差異，也是中國發展階段所面臨問題的變化。

　　先說低估和高估問題。一個直觀的體驗是，十幾年前中國人出國，都是大皮箱里邊連牙刷電飯鍋都帶上，因為國外的東西太貴。如今再出國，基本都是帶一個小包，回國前會在商場買兩個皮箱，裝滿各類商品，從電子產品到服裝鞋帽和藥品，去美國尤其如此。從商品和資產價格看，人民幣自2005年匯改以來一路內貶外升，土地和房產價格大漲，租金和商品的價格也經歷了持續上漲過程。按照一價原理，人民幣已然高估了。再看外貿，我們的貿易順差占GDP的比例曾一度達到10%左右，2013年順差近2600億美元，雖然絕對量仍然巨大，但占GDP比例降到2.8%，屬于國際上公認的正常區間。而且考慮到其中有不少順差其實是套息交易假冒的貿易順差，那么人民幣被低估的判斷顯然不再成立。

　　再來說說為什么中國政府對匯率的態度出現從拒絕升值到拒絕貶值的重大變化。剛加入世貿組織的中國，面臨很大的就業壓力，尤其是來自底層民眾的就業壓力。2005年匯改，決策者在“自主、漸進、可控”的思想下把人民幣兌美元的價格搞成“光滑的弧線”。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就在于某些行業的就業壓力。決策者讓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變化具有可預測性，就是為了照顧出口工業簽單的便利。

　　到了今天，就業難的不再是農民工而是大學生，中國制造業面臨的問題變成了招工難和環境資源約束，也就是說，低端制造業帶來的好處(就業)趕不上代價(對國內要素的占用)。所以，人民幣升值的國內顧慮就小了。事實上，筆者在東南沿海調研發現，大多數民營出口制造企業都表示，每年小幅升值帶來的壓力可以通過增加自動化設備、提高效率、節省人工等方式得以消化。

　　仔細觀察2013年的人民幣中間價軌跡，我們不難發現央行在努力引導人民幣匯率穩步向上走。為什么要這么做？從三中全會所體現的新一代領導人的治國理念來看，若要把市場的活力釋放出來，就要把那些人為按在低位的基礎性價格，比如水、電、交運、醫療等恢復市場定價。其好處在于捋順各類價格關系，釋放新的需求和投資，但是缺點是短期內物價上漲壓力較大。在此背景之下，如果能用人民幣的升值帶來的通縮效應，以緩解國內價格改革的通脹效應，那可謂一石二鳥。